此系列舊文是理解蔣在中國的實際權力運作，跟在台灣的形象有很大差別
也是理解蔣跟國府在經濟、財政政策的幾次思維轉換
很多問題不是他們不想處理，而是無力處理；
另外他們的問題是政治大於經濟的財政決策
不止過去，現在我們依然能看到政府在做財政決策時，考量不是經濟上是否
必要，而是政治上能否得利，很多經濟問題的關鍵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政治人物一向輕視市場的力量，總妄想以政治經，通常只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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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討論國府對糧價的控制與地方角力的過程，藉由糧食控制的爭奪，
中央政府為何要依賴地方豪紳，地方豪紳如何透過權力結構鞏固，甚至連中
央都束手無策。
這對理解國府「近代王朝」式行政能力很重要，這種結構源自清代的「原額財政」，
清代則是繼承明代體系，這種經濟與權力結構並不隨朝代的更換而改變，直到
共產政權才打破，最後談及國府與共產兩方光行政能力上的不同導致稅收能力
的差異。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為
〈抗戰時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蔣中正對楊全宇、吳肇章囤積案的處理〉，
王超然，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89期(2015)，蔣的演講、手令與日記大多引自此文
《中國通貨膨脹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張公權著，楊志信摘譯(1986)，
文史資料出版社(中國)，抗戰時經濟與通膨數據大多引自此書
文中不再附出處來源
"蔣氏以戰前的貨幣穩定情況為依據，過於自信有能力克服戰時經濟中所出現的
財政困難。
而政府大員們又被中國傳統信念和現代獨裁思想相合併起來的奇怪邏輯所支配，
即「有土斯有財」和「只要有絕對權威，什麼東西都會有」。因為國民政府操
有絕對權力，法幣就必定能夠控制真正為戰事所需要的一切資源。"
《中國通貨膨脹史》P.5
張公權入木三分的描寫對日抗戰前蔣政權的心態，只要有權有錢，想要就辦得到
但開戰後，蔣校長眉頭一皺，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1937-1939年中國通膨指數
https://i.imgur.com/30yFsr9.jpg
抗戰第一年蔣用財政赤字渡過，在耗盡家底後，蔣政權用最簡單的方法：印鈔票
來對付軍事支出造成的財政赤字
可以看到在1938年6月後印鈔量速增，批發物價卻沒有大幅上升，呈現與印鈔量
亦步亦趨，反觀進口物資如脫疆野馬短期狂升
中國沿海是工商產品主要生產基地，被日軍攻陷後，產能下降，雖然設備向西南轉進，
但生產量難以補齊
批發物價裡最重要的糧價則因為糧商、富戶為逃難拋售換現，西南地區大豐收，
糧價在前兩年受到壓抑，也使蔣輕忽開戰後對糧食的管控，
之後戰局進入僵持，糧食問題變成蔣揮之不去的惡夢
開端
1940-1941年中國通膨指數
https://i.imgur.com/4ZReXbs.jpg
1940年成都搶米風潮時間軸
2/27 四川省府開會討論平價之法，並調查囤積米糧
3/14 數千人聚集沿街搶劫米行
3/15~17 賀國光(時任成都行轅主任兼省府秘書長，四川省主席由蔣兼任)向蔣報告，
滋事份子中《時事新刊》記者朱彥凡為共黨黨員，蔣下令處決首要份子，
相關報社查封
3/20 槍決首要份子，蔣寫下「共產黨在成都陰謀暴動手段甚惡，幸能一網打盡，
此實天予以轉危為安之機。」
蔣接到報告後僅當作共黨煽動，雖知糧價上升，但還沒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到了6月終於蔣政權發現糧價的上升幅度過大，急急忙忙開會後決定成立「全國糧食
管理局」，蔣已經把糧價視為頭號大敵。
寫下「經濟之威脅，甚於敵機之轟炸，糧價飛漲，百物騰貴，鈔票缺乏，
運輸不濟，演成有物束手無策之狀，如能打破此關，則抗戰勝利過半矣。」
蔣最後還是沒能處理好經濟威脅，抗戰時是用另一套方法處理糧食問題，後遺症
則在抗戰結束後全面爆發
這個糧食管理局面對來自三方結盟的挑戰：一是中央內部以孔祥熙為首的官員；
二是地方軍閥；三是基層豪紳
蔣在9月11日發表〈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川省同胞書〉
僅摘錄重點
（一）中央設置糧食管理局的目的，乃為重視戰時民食，統籌產銷運藏，
調劑盈虛有無，維持合理的糧價，糧食管理局決不是以收購糧食為職務的機關。
現在有一般人民，不明糧食管理局的職責，道聽途說，妄以為國家將以自由市場的
價格收購大量的糧食，因而抑糧不售，以待善價，這實在是十分錯誤的心理。
（二）一部份人民，因為希求厚利的心思過切，總以為法令儘管頒布，未始沒有
僥倖逃避的機會，或者仍然不免觀望。......必然自招懲罰與損失。
就以普通經濟的道理來說，政府鑒於今年糧價的失調，現在力謀各種糧食作物
生產的增加，.....今後食糧的生產，必可供給消費而有餘。
所以一般擁有糧食的人民，如果仍作過量的蓄積，即使萬一能夠逃過政府的發覺，
不久的將來，也必有因過剩而跌價，因跌價而大受損失的一天。
蔣不打算依循自由市場，打算採用行政手段控制糧價，至於後面的方法是解決
糧食供應問題的根本，但在抗戰時期根本做不到
川省軍閥受到搶米風潮跟設立全國糧食管理局刺激，先後把楊全宇(時任成都市長，
王瓚緒人馬)、賀國光拉下台，蔣在11月6日寫到「對糧價應研求辦法，對川閥應
逆來順受。」跟川閥妥協，派他們屬意的張群為四川省主席
張群改變賀的方針，修補與省臨參會的關係，在任命和管理盡量滿足川閥的要求，
成為蔣與川閥、臨參會之間重要的調解人物
此時四川的大、小地主、商人全民運動是囤糧，除了對糧價上漲的恐懼外
還有斂財的動機
這個運動有多瘋狂？
試舉一例
"沈(沈宗瀚，農業學家)曾聽友人轉述其住屋房東太太的訴苦，說：「我家有田
四十畝，收得租穀每年自食有餘。
現在倉有餘穀。他(房東先生)不許吃，偏向市上買米來吃，近數日米價漲得很快，
他在市上買不得米，而買甘藷充饑，全家都怨他，他還看米價上漲，堅持不肯
吃自己的米，真不講理。」"
《沈宗瀚自述》(1975)轉引自〈國家、社會與糧食：抗戰時期四川省臨時參議
會有關糧食政策的討論〉，許秀孟，《國史館刊》第31期(2012)，以下簡稱
〈糧政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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