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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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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威權政體的「防疫效率」，其實是一種認識幼稚症
【文章時間】
06 Apr, 2020
【完整內文】
張宇韶
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在全球蔓延，造成各國生命財產龐大損失之際，
中國卻積極啟動其宣傳體系，宣稱病毒是美國軍人帶到武漢的，除了意圖「甩鍋」外，也
一面炮製其救世主形象，儼然「中國式」的防疫模式才是各國足以仿效與學習的典範；對
內則是大搞哀悼儀式，4月4日一場由加害者替被害者舉行的紀念活動，直接被輿論批評性
質等同「404 no found」（網頁遭刪除），更顯諷刺。
在全球媒體報導多元且普及下，中國對外的防疫經驗與醫療物資也遭受諸多質疑，快篩試
劑錯誤率高，口罩品質糟糕且價格昂貴，許多醫療設備也良莠不齊。
關鍵在於，中國的防疫模式是建立在政治維穩邏輯的前提上，第一時間即以「穩定壓倒一
切為由」隱匿疫情，針對內部對其政策的批評與吹哨者採取嚴厲鎮壓，為了避免媒體揭露
相關真相遂行封鎖管制，並不惜代價驅逐西方記者。其後，基於「發展是硬道理」的考量
進行大復工，為了替開放生產政策背書，對確診人數進行各類的宏觀調控，面對各國政府
與輿論的指責，索性將病原歸在別人頭上，這意味中國無須負擔任何道德形式與物質補償
的責任。
中國式效率的制度背景
中國這種以政權穩定為前提的防疫政策，在台灣某些人眼中竟成了「威權體制的效率」且
「取得疫情控制」，這種一廂情願的解讀，顯然對威權政治下的體制運作盲然無知，且對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以及「政府與企業」關係充滿誤解。
直言之，錯把強人政治與人治社會的決策理解為「效率」，就是分不清楚國家治理能力中
有關「鎮壓能力」與「基礎能力」的差別。
對中國來說，所謂的治理能力就是一種「強國家／弱社會」的體現，這意味黨國體制不僅
不存在民意以及輿論監督的可能，領導者的決策更不具問責的必要。
為了創造這種「效率」，政治體制的運作就必須建立在以黨領政與議行合一的制度設計中
，為了讓中共享有絕對的政治權力，寡頭領導的列寧式民主集中制甚為關鍵；黨的決策完
成之後直接交由政府部門執行，全國人大與政協只是替政策進行法律與政治背書的「橡皮
圖章」功能卻無監督角色。這是習近平決策「迅速」的制度條件，也是無須肩負政治責任
的權力基礎。
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為了進一步壟斷政治權力，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更透過人大修憲取
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同時也讓其重要親信王岐山獲得比政治局常委更重要的權力基礎—
—一個不受任期限制的國家副主席竟然凌駕其他常委之上。
此外，正當習近平提出中國夢與「在兩個一百（中共建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完成社
會主義現代化」的說法時，外界已經研判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進一步取消總書記任期，
徹底顛覆鄧小平所立下的隔代接班潛規則。
中國式防疫效率的代價
為了避免前述個人領導權遭遇其他因素的挑戰，就必須讓黨國體制完整掌握對中國內部經
濟資源、社會關係與媒體的全面控制。這也說明中共在經濟上要採行「國進民退」路線的
原因，並將權貴資本主義下的巨富進行歸口管理的目的；不服者，將面臨被失蹤或被自殺
的下場。
此外，為了監控人民的言行與生活日常，中共同時建構了結合生物辨識能力的「天網系統
」，並啟動社會信用評比制度，搭配「學習強國」這類軟體進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這種
科技權威主義，足以將社會輿論的挑戰控制在安全係數之內，同質化的社會恰好完成法蘭
克福學派學者馬庫色所言之「單向度的社會」，所有異議份子與吹哨者都將被剷平，這些
代價就是這些人眼中的「效率」。
有論者宣稱中國疫情趨緩且可控，這種主觀的認定應是來自衛健委近日所公布的完美數字
。平心而論，隱匿疫情與數字造假是中國整個防疫政策最大的敗筆，這種「韓國瑜式的蓋
牌民調」，不僅讓中國自身防疫政策失去了科學的客觀憑藉，在盲人摸象的窘境下無法進
行策略上的調整。
而又如果連地方領導與中國民眾對其公布的數字欠缺信心，實在難以理解，為何處在台灣
的觀察者卻能樂觀看待，這種心態絕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能夠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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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更重要的
就是一種費拉文化的心態
這種心態的一個特徵是會認為不要付出成本或是成本一概往外
自己搭便車的接受秩序資源
從而忽視了專制體制之下
可能付出更多諸如生命或是潛規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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