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帶獻帝去旅行

作者asdf95 (K神我們巴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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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載] 帶獻帝去旅行

時間Tue Feb 4 11:36:46 2020

有人問，能不能用另一個角度看歷史？當然可以現在除了利用吳簡進行研究的吳簡文書學外史學界有另一種角度，是檢視〝歷史記載文本本身〞也就是所謂的歷史書寫，是研究歷史記載的史書〝為何〞這樣書寫這在日本學界有悠久的歷史，日本學界在文書研究的基本功很紮實因此在歷史書寫研究上開展很早以三國史來講，如津田資久的《『魏略』の基礎的研究》、《曹魏至親諸王考—『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就提出《三國志》裡曹植在漢魏之際的歷史形象是陳壽特意創造曹植的悲劇與宗室諸王被〝冷遇〞是陳壽經歷晉武帝晚年朝野要求齊王攸輔攻，反對晉武帝令其歸藩的輿論環境塑造結果另外受當時賈逵、王肅所提倡宗室輔攻的《周禮》國家觀影響對曹魏至親宗室的壓迫，是司馬氏抬頭以後的政策他的研究主要針對書寫者〝本身〞當時的政治情勢對歷史書寫的影響當然，津田的立論根植於採納《魏略》、《曹植集》對《三國志》的記載相對不信任這是看他論文需注意的部份在中國，徐沖是這方面論述頗多的學者他師學閻步克教授，曾赴日本學習多年是研究魏晉南北制度變革與歷史書寫研究的新銳此篇即是他梳理不同記載下的漢獻帝的樣貌與歷史書寫背後的政治意義 https://bit.ly/37XLlNz 原文連結 -------我是分隔線--------- 一、從“山陽公”到“漢獻帝” 魏明帝青龍二年（234）三月庚寅，山陽公劉協死了。享年五十四歲。此時，距離他將天子之位“禪讓”給魏王曹丕的延康元年（220），已經過了 14年；距離他從關中輾轉回到洛陽，又為曹操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 的建安元年（196），已經過了38年。距離他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陽之變後被董卓強立為皇帝，則已經過了 45年之久。人們很少意識到，以一種奇妙的方式，他成為了東漢歷史上在位時間第二長的皇帝，僅次於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曹魏王朝為劉協舉辦了盛大的葬禮。葬禮規格極高，由一系列具有嚴格等級意義的環節構成。包括明帝本人素服發哀，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大赦天下，太尉以太牢告祠文帝廟，向山陽國贈以冊書，等等。其中最有象徵意義的，無疑是“追諡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如同山陽國的劉協之陵被命名為“禪陵”一樣，“孝獻皇帝”這一諡號，也有著明確的政治指向，即漢魏禪代。曹魏王權寄希望於諡號這一古老咒語的魔力，當人們口中念出“漢獻帝”三字時，他們權力來源的正當性會再次得到肯定。然而，從劉協“被即位”的中平六年（189），到他“被退位”的延康元年（220），其間歷史脈絡之豐富複雜，豈是“獻帝”二字能夠輕易覆蓋？漢魏禪代是這“三十年戰爭”最後的歷史結果，但這一結果是由其間無數人們以無數行動交匯互動而成。曹魏王權以“獻帝”諡號象徵的皇帝權力起源過程，仿佛從歷史盡頭回打的探照燈柱，不失莊嚴耀目，卻必輔之以其他歷史參與者的黑化方能成就。在之後的歲月裡，“獻帝”成為了劉協永恆的頭銜。翻看《隋書·經籍志》和中古史注、類書所引，除了一部《山陽公載記》，《獻帝紀》《獻帝傳》《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乃至袁宏《後漢紀》和范曄《後漢書》中的《孝獻帝紀》，觸目皆是“獻帝”。事實上，其中有作品成於劉協得諡“獻帝”之前，甚至成于漢魏禪代之前。換言之，這些作品都因“獻帝”之稱的流行而失去了原來的名字。但是，就像《千與千尋》中湯婆婆給千尋改名也未能讓她失去內心一樣，這些作品也沒有因為被戴上“獻帝”的帽子就改弦易轍。儘管同樣“因彼之名”，其實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書寫立場充盈其中，背後則是作者作為歷史參與者的特定時空經驗。歷史參與者當然不一定是親歷者，旁觀者對歷史的想像和再書寫同樣參與乃至創造了歷史。換言之，這些作品又何嘗不能看成是作者帶著獻帝去經歷的一場時空之旅呢？只是焦點並非劉協個人的旅行體驗，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徑與風景。如同那些老套的劇情，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搶人大戰中，曾經的強者最後只是贏了一塊“獻帝”的招牌，原本微弱的聲音卻變得喋喋不休起來。二、《獻帝傳》：曹魏國史配方《獻帝傳》≠“獻帝之傳” 還是先從曾經鑼鼓喧天的主流作品開始吧。我們說的是《獻帝傳》。這部作品不知何故未見載于《隋書·經籍志》，但在《三國志》裴松之注等中古史注中多有佚文留存。因為書名中有一“傳”字，多被學者歸入魏晉時期繁盛一時的“雜傳”之列。可是現存《獻帝傳》佚文很容易看到不符“雜傳”特徵之處。面對這種矛盾，持“雜傳”說者只好認為《獻帝傳》是一種沒寫好的“雜傳”，諸如“敘事冗長，結構散漫，也分散了對人物個性品格的傳寫與刻畫云云”。問題在於，或許《獻帝傳》本就無意於刻畫獻帝的個性品格。換言之，《獻帝傳》這一書名，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一部獻帝的個人傳記。從現存佚文來看，這部作品的記事範圍大致在中平六年（189）獻帝即位至青龍二年（234）以山陽公身份去世期間，與獻帝生平相始終。內容涉及多方面的史事，但這些史事與獻帝的個人經歷未必有直接關係。舉例而言，《獻帝傳》佚文中多次出現類似個人小傳的文字，傳主包括馬騰、沮授、秦朗等人。馬騰與獻帝陷於關中期間的活動稍有關聯，不過另外兩位可謂全無干係。沮授為袁紹謀士為人所熟知。《獻帝傳》所見沮授相關文字，並非偶然言及，而是從“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這樣類似列傳起首文字，到官渡之戰前後向袁紹建言的詳細內容，再到為曹操所擒後二人的往復對話，一篇完整的《沮授傳》呼之欲出。這些文字顯然對獻帝“個性品格的傳寫與刻畫”並沒有任何幫助。 “編年體+插敘小傳”的複合結構讓問題更為複雜的是，《獻帝傳》的部分內容，又採取了編年體的形式。試看如下佚文：〝興平元年（194）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於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延康元年（220）十月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青龍二年（234）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這種以干支記日起首的敘述方式，無疑屬於編年體。三條佚文涉及的年代，從陷於關中的興平，到漢魏禪讓的延康，再到死後安葬的青龍，貫穿獻帝一生的主要時段。換言之，這一形式在整部《獻帝傳》中亦當貫徹始終。《獻帝傳》中編年體內容的存在，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紀傳體史書中的“本紀”。而前述若干個人小傳則與“列傳”相類。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獻帝傳》就必然是一部紀傳體史書。以編年體的基本體例與插敘的人物小傳組成複合文本，同樣可以容納這兩種基本結構。類似複合的文本結構並非無前例可循。荀悅作于建安年間的《漢紀》即是如此。《後漢書·荀悅傳》稱獻帝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荀悅自己在《漢紀序》中則說“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似乎《漢紀》純為編年。實際上其行文中往往有插敘的人物小傳。這一結構亦為東晉袁巨集的《後漢紀》所繼承。在這一意義上，《獻帝傳》可以說是名“傳”而實“紀”。由此看來，《獻帝傳》這部作品兼具嚴謹體例與豐富內容，頗有整體時代史的氣象，與“獻帝的個人傳記”這一來自書名的表面印象，其間的差距不可以道裡計。這究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三、“禪代眾事”與曹魏國史修撰《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漢帝以眾望在魏云云”一後段，裴松之注引“《獻帝傳》載禪代眾事”值得仔細分析。所謂“禪代眾事”，並非僅指對漢魏禪代過程的史事敘述，還詳細記錄了在這一過程中魏國臣僚、魏王曹丕與獻帝朝廷三方之間所發生的文書往來，幾近萬言。中國古代史上第一次以“禪讓”模式實現的王朝更替的諸多細節，賴此方知。感謝裴注。簡而言之，當時正式的禪代進程分為A—H八個階段，每一階段內部又包括次數不等的若干回合。少則二、三，最多達到十三回合，很是考驗後世讀者的耐心。階段A、B是魏國臣僚先後據讖緯、符瑞勸進，魏王曹丕均辭讓；階段C是漢獻帝第一次冊詔禪讓，魏國臣僚勸進，魏王一讓（“十三回合之戰”即發生於這一階段）；階段D是魏國臣僚再據符瑞勸進，魏王辭讓；階段E是漢獻帝第二次冊詔禪讓，魏國臣僚勸進，魏王二讓；階段F是魏國臣僚再次勸進，魏王態度鬆動；階段G是漢獻帝第三次冊詔禪讓，魏國公卿勸進，魏王三讓，隨後表示接受；階段H是漢獻帝第四次冊詔禪讓，魏國臣僚上奏典禮安排方案，魏王令曰：“可。” 這當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儀式”，是禪讓大典的有機構成。整個過程環環相扣，步步深入；參與各方以言辭和行動緊密配合，共同完成了對漢魏交替正當性的論證。禪代過程中使用過的這些文書，在曹魏王朝應是作為官方檔案保存。而《獻帝傳》以如此方式來書寫這一過程，既說明撰者有條件接觸到這些材料，也說明撰者是以內在於曹魏王朝的政治立場在《獻帝傳》中展示這些材料的。換言之，曹魏王朝本身很可能就是《獻帝傳》的撰寫主體。只有這一主體才既有動機、又有能力以如此方式來書寫漢魏禪代。曹魏似乎未有為東漢修撰前朝史的計畫，但“獻帝時代”對於曹魏皇帝權力起源的正當性而言至為關鍵。包括這一時代在內的“國史”修撰工作在文帝、明帝兩代已有相當程度的積累，最終在魏末司馬氏主政期間呈現為王沈《魏書》這一成果。王沈黨於司馬氏，他主持的《魏書》於魏晉交代諸關節“多為時諱”，常為後人詬病。不過在書寫獻帝時代的部分，或仍繼承了之前文、明時代曹魏王權的立場。《獻帝傳》很可能是曹魏國史修撰工作中的一環，至少應有密切關係。雖然這一書名的由來並不清楚，但其旨趣無疑與“獻帝”二字在當時的政治意涵一致。曹魏國史的配方，曹魏國史的味道。四、《獻帝起居注》：獻帝朝廷絕唱獻帝時代≠建安時代提起“獻帝時代”，人們往往會聯想到另外一個詞——“建安時代”。這不僅是因為長達二十五年的建安時代（196—220）佔據了獻帝時代的大半，更是曹魏王權主導歷史書寫的結果。翻看《三國志·魏書》即可感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獻帝都許成為了時代秩序的轉捩點。此前的極致混亂襯托出此後政治秩序再建的不世殊勳，曹操的漢朝“功臣” 身份籍此確立，鋪就一條通往曹氏代漢的禪讓之路。都許之前的獻帝時代，的確充斥著種種不堪。從董卓入京強行廢少立獻，到火燒洛陽挾獻帝西遷長安；從王允、呂布合謀誅董，到涼州將李傕、郭汜亂戰關中，再到獻帝歷盡艱險的東歸之路。這些國人因《三國演義》耳熟能詳的情節當然不是向壁虛造。但對於親歷這一時代的政治精英來說，在涼州軍閥的攪局之外，都許之前的獻帝時代仍有不容輕易否定的積極一面。如諸葛亮《出師表》所謂“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他們心中比較的主要對象，並非之後的建安，而是之前的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如所周知，在東漢後期，清流士人與內廷宦官的衝突成為時代主題。前者所追求的，從僅僅反對“壞宦官”，逐步發展到從制度上徹底清除宦官這樣的激進主張。雖然歷經兩次“黨錮”，清流一方一敗塗地，激進政治理念的影響力卻不曾消退，以致于終將袁紹、曹操這樣本出自宦官陣營的青年精英亦裹挾在內。當宦官勢力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陽之變中被戲劇性地整體消滅之後，即使迎來了涼州軍閥董卓主政的插曲，甫登歷史舞臺的士人精英仍對以新理念重構皇帝權力念茲在茲。這一重構進程與整個獻帝時代相始終，並不因“建安”的出現而有所中斷。或者毋寧說建安時代也構成了這一更大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在政治秩序轉換的意義上，說“漢魏革命”始於獻帝時代而非漢魏禪讓，恐怕亦不為過。 “起居注”與皇帝權力的重構幸運的是，正有這樣一部作品，由獻帝即位後的士人精英主導書寫，並且在獻帝朝廷與曹操合流後仍未斷輟，一直堅持到了建安後期；漢魏禪代之後也未被曹魏國史完全覆蓋，最終在中古史注、類書中留下若干殘跡。這就是《獻帝起居注》。《獻帝起居注》的書名頗有辨析價值。如前所述，青龍二年（234）三月劉協死後方被追諡為“孝獻皇帝”。一部成於漢魏禪讓之前的書，自然不可能以“獻帝”為名。姚振宗《後漢藝文志》認為此書原名《今上起居注》，漢魏禪讓後改稱《漢帝起居注》，青龍二年劉協死後方改稱《獻帝起居注》，不失為一個合理的推測。《隋書·經籍志》將《獻帝起居注》列為中古“起居注”類作品之首，言其 “皆近侍之臣所錄”，以區別于漢代女史所主的宮內“起居注”。這一意見值得重視。《獻帝起居注》敘事的起點是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陽之變，比九月初一的獻帝即位還要略早。正是在此之後，東漢皇帝身邊的“近侍之臣”整體上由宦官換成了士人。新型“起居注”的創制，可能也是當時主導朝政的士人精英重構皇帝權力的一環。《獻帝起居注》全書早佚。從中古史注、類書所保留的斷章殘簡來看，與前述有整體時代史之風的《獻帝傳》風格迥異。其書採用單純的編年體體例，基本收斂於獻帝時代皇帝權力展開的歷史過程，予人以強烈的“本紀”感。獻帝朝廷在制度建設方面的成績在書中得到了重點記錄。這不僅限於與曹操合流後的建安時代，也包括了都許之前亂世流離中的諸多舉措。如獻帝甫即位時“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就是在洛陽宮中的宦官群體被消滅後重構內朝體制的重要內容。它並未刻意將獻帝時代割裂為都許之前和都許之後兩個階段，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獻帝朝廷的歷史連續性及其時代意義。顯然，其書寫者與曹魏王權保持了相當的距離。絕唱於何時姚振宗《後漢藝文志》云，“按《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獻帝自遜位之後，自不得再有《起居注》”，似乎暗示《獻帝起居注》應終結于延康元年（220）的漢魏禪代。實際上並非如此。今天所見記事內容最晚的《獻帝起居注》佚文，為我們提示了更為複雜的線索。此佚文見於《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所引：“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這裡所謂“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當為“建安二十一年”之訛。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甲午朔，當月並無壬申日。而二十一年（216）二月辛未朔，初二即為壬申。此時距離延康元年（220）十月的漢魏禪代尚有四年多。這段時間是漢魏禪代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最後階段，中間還伴隨著曹操的死亡和曹丕的繼任，大事頻率極為密集，照理說可書者甚多。然而今天所見《獻帝起居注》佚文，確實看不到此後的內容。考慮到這條佚文以“詔書絕”三字起始，意味著此後許都的獻帝朝廷不再能夠以漢皇帝/天子的身份發佈詔書，則《獻帝起居注》很可能亦終止於此。以“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作為獻帝“詔書絕”的標誌，有其深意在。依照《月令》古典在重要時令頒佈詔書，顯示皇帝作為“天子”在和合宇宙秩序時所發揮的神聖作用，是漢代皇帝的重要權力。《獻帝起居注》既云“不復行”，說明此前的獻帝仍當遵循這一慣例，每年 “立春之日，下寬大書”，以顯示天下正統所在。選擇以此作為“詔書絕”的標誌，意在剝奪漢皇帝和合宇宙秩序的功能。反過來說，這一功能當由魏公曹操來替代行使。同年二月廿四日，曹操在鄴城 “始春祠”，適在初二獻帝“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之後。此前的建安十八年（213），曹操為魏公，建魏國宗廟社稷，置侍中、尚書、六卿；十九年（214）正月，魏公始耕籍田；三月，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並置典刑的理曹掾屬。此後的二十一年三月，魏公又親耕籍田；五月，進公爵為魏王；二十二年四月，命魏王設天子旌旗；十月，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漢魏禪代作為一個整體規劃的王朝更替方案，在這幾年中已經處於緊鑼密鼓的步步為營狀態。在曹操身份逐步“去臣化”的同時，漢皇帝的各種制度性權力也逐步被魏公/魏王所替代行使。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壬申的“詔書絕”乃至《獻帝起居注》的終止應也是其中的一環。毋庸贅言，其終結者，正是即將完成“去臣化”進程的曹氏一方。五、范曄《後漢書》的獻帝書寫范曄筆下的伏后訣別前文從《獻帝傳》和《獻帝起居注》的佚文中辨識出了曹魏王權與獻帝朝廷兩種聲音。雖然後者在都許之後就逐漸被前者壓制以致於銷聲匿跡，但二者無疑都從屬於特定的政治勢力。在他們為獻帝設定的旅途中，獻帝本人雖然戴著略有不同的假面，穿著略有不同的華服，重複發出略有不同的話語，作為“道具”的身份卻是一致的，可謂另一種意義上的“殊途同歸”。我們有機會聽到獻帝自己的聲音嗎？縱然他無法選擇自己的旅行路線，可是否有人能在途中記錄他個人發出的聲音，而非類似“玉音放送”的臺詞？答案似乎是現成的。建安十九年（214），獻帝皇后伏氏家族謀反事發，曹操派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捕伏后。熟悉《三國演義》的讀者腦中大概都能立刻浮現出相關畫面。事實上其時伏後與獻帝間的對話，早已在范曄《後漢書·獻帝伏皇后紀》中長久回蕩：〝后被發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顧謂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一個極具衝擊力和畫面感的告別。在這裡，獻帝不再是那個為曹魏王權或獻帝朝廷盡責表演的完美傀儡，而是發出了面對悲劇命運的掙扎之聲。短短三句話，在為獻帝博得無限同情的同時，也將“漢賊”的十字架牢牢釘在了曹操的背上。感動之餘，還是應該想想這聲音來自何方。畢竟范曄撰《後漢書》已在獻帝之後兩百餘年。如劉知幾《史通》評論所言 “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范曄的獨斷體現在他的取材整合，而非憑空杜撰。上述伏后訣別段落，事實上一見於東晉袁宏《後漢紀》，二見於西晉張璠《後漢紀》，三見於吳人所撰《曹瞞傳》。追溯史源的結果，居然來自曹魏的敵國孫吳一方。《漢晉春秋》與《獻帝春秋》的譜系同樣性質的聲音，在《後漢書·獻帝伏皇后紀》中還出現過一次。在敘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其餘內外，多見誅戮”之後，獻帝對入殿中朝見的曹操說：〝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以天子之尊對曹操如此言說，即使只是傀儡，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何況地點是在許都獻帝宮中。曹操聽後果然“失色，俛仰求出”，出宮後“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這段文字尤其是獻帝之語凸顯了為曹操所脅的天子之窘迫，但又殘存些許自尊，與其後伏后訣別之際的無奈悲憤構成了一個連續的敘述，應是出自同一種立場的書寫。顯然，作為當事人的曹魏一方和獻帝一方，都不是作者。前者不會如此黑化自己，後者即使想寫或者已經寫了，也沒有機會留下來。范曄的上述文字可能襲自習鑿齒《漢晉春秋》。《太平御覽》卷九二《皇王部·孝獻皇帝》保留了一段與範書所述（自“獻帝都許，守位而已”至“自後不敢複朝請”）幾無差別的文字，注明來自《漢晉陽秋》。如所周知，習鑿齒在東晉中期撰作的這部作品，一反西晉時陳壽《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蜀吳為僭偽的立場（這也是西晉的官方立場），以蜀漢為繼承東漢的正統，曹魏則變成了非正統政權。上述文字背後的政治立場與習鑿齒這一是蜀非曹的正統觀正相一致。實際上《漢晉春秋》也是有所本的，即《獻帝春秋》（相關佚文見於《說郛》卷五九）。此書為孫吳袁曄的作品，因多載傳聞，被裴松之斥為“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可以想見，這種借獻帝之口渲染曹魏王權之非正統的小道故事，最為敵國朝野所津津樂道。看似出之於獻帝個人，不過是另一版本的“臺詞”而已。六、顛倒之旅對“獻帝旅行記”的梳理暫告一段落。可以看到，旅程自獻帝即位就同步開啟，由士人精英創制的《獻帝起居注》，陪伴了獻帝的西遷與東歸。建安元年（196）與曹操合流後，一方面獻帝朝廷的聲音被逐步壓制，一方面曹魏王權開始主導對獻帝時代的歷史書寫，漢魏禪代後更是以修撰國史的方式加以強化。《獻帝傳》即誕生於這一進程中，與明帝青龍二年（234）獻帝死後諡曰“孝獻”、陵曰“禪陵”互為表裡，共同組成了譜寫曹魏王權正當性的莊嚴和聲。然而魏晉禪代之後，雖然西晉官方仍以曹魏為正統，情況卻開始起了變化。陳壽《三國志》將魏、蜀、吳三國並置卻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西晉滅吳完成南北統一，又為孫吳時代以敵國立場寫下的諸多傳聞之辭提供了流通舞臺，使其逐漸進入主流視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對中州往昔的頻頻回顧中，形勢終至徹底倒轉。習鑿齒《漢晉春秋》發其端，范曄《後漢書》定其讞，我們目睹了曹魏王權在歷史書寫中的跌落；獻帝本人則以一種戲劇化的悲劇形象，被獻祭於這場遲到的 “復仇”。擱筆之際，不禁玄想，若可造訪過去，你希望去看看哪個歷史時刻的獻帝呢？我的答案是興平二年（195）十二月庚申。在那個寒冷冬夜，東歸的獻帝朝廷于弘農曹陽亭為李傕、郭汜軍所追及，慘遭屠戮。獻帝一行狼狽爬下十余丈的黃河高岸，方得登船北渡。其餘不得渡者甚眾，爭相赴水攀船，據說“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面對一船公卿、后妃與殘指，回望漸行漸遠的高岸屠場，那個驚魂未定的少年天子，或曾有過轉瞬即逝的本色流露。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36.234.134.125 (臺灣)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SAN/M.1580787408.A.F29.html ※ 編輯: asdf95 (36.234.134.125 臺灣), 02/04/2020 11:44:11

推 age317: 推徐沖功力進步許多 02/04 12:56

推 Houei: 原本給宦官罩的袁紹在內線逝去後黃巾群起而造就何進的大 02/04 12:58

→ Houei: 將軍改給外戚罩以實現其政治理念..可以說是命運使然嗎@@ 02/04 12:58

推 andy82116: 推 02/04 14:37

推 UshioKai: 長命卻終身幾乎沒有人身自由獻帝真的慘 02/04 17:40

推 siliver: 亂世的悲哀......旁邊親近的人幾乎被屠戮殆盡,這樣活著 02/04 17:52

→ siliver: 的意義到底是...... 02/04 17:52

推 articlebear: 推我想到溥儀 02/04 18:43

推 JustSad: 推個 02/04 19:05

推 cancerho: 推個 02/04 21:26

→ AStigma: 有意思 02/04 23:29

推 CGT: 獻帝的生卒年正好跟孔明一樣 02/04 23:38

推 savast: 推個這才叫有意義的跨領域研究 02/05 08:34

推 ggxxsheep: 《後漢紀》、《後漢紀》都收錄的事蹟，可信度會低嗎？ 02/05 12:12

→ ggxxsheep: 至於陳壽在《三國志》的曲筆確實是有相當數量的討論 02/05 12:29

這不是討論可信度而是討論書寫者本身取樣的過程內容有發生，但要如何編寫是門藝術同樣一件事，作者從不同角度去寫給人的感覺會差很多比如〈趙正書〉與《史記》對李斯同樣一件事的記載趙正書較為同情李斯，史記則是持批評的態度所寫出來的內容給讀者的感覺差異很大《後漢書》的內容畢竟離三國有段時間范曄在編寫過程中，一樣有他的取材選擇最明顯的一例就是荀彧之死《三國志》語焉不詳《後漢書》則是直書是曹操逼死後漢書採信《魏氏春秋》，不採《獻帝春秋》都是曹操逼死荀彧《魏氏春秋》跟《獻帝春秋》對荀彧的態度天差地別反映作者當時所處的政治對他們下筆的影響 ※ 編輯: asdf95 (36.234.134.125 臺灣), 02/05/2020 18:32:48

→ Houei: 感覺《魏氏春秋》像是反司馬的例如先稱讚曹髦並呈現《魏 02/05 19:39

→ Houei: 書》所不可能有的曹髦遇刺經過再補上李豐痛罵司馬父子頗 02/05 19:39

→ Houei: 不堪的一刀之類的.. 02/05 19:39

推 iamoldtwo: 對耶，獻帝跟孔明同年生同年死 02/05 21:34

→ Houei: 我猜《獻帝傳》寫很多沮授跟他主張迎獻帝脫不了關係 02/07 22:07

推 moonlike: 推 02/09 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