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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祖父杜聰明對我的影響
杜武亮 2017-11-1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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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杜武亮的一生和高雄醫學大學（以前的高雄醫學院），有密切的關係。出生在台北，那
時祖父杜聰明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因為父親杜祖智是長男，照台灣的傳統，和他父親一
起住，所以杜武亮從出生就和祖父一起住，住在台大醫學院院長宿舍。一歲那年，杜聰
明因為南台灣沒有最高學府，而且台灣的醫生不夠，決定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1954年
杜聰明帶領一批台大的教授和醫師，南下在高雄創辦了台灣的第一所私立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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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和高雄醫學大學（以前的高雄醫學院），有密切的關係。我出生在台北，那時
祖父杜聰明是台大醫學院院長，因為我父親是長男，照台灣的傳統，和他父親一起住，
所以我從出生就和祖父一起住，住在台大醫學院院長宿舍。我一歲那年，杜聰明因為南
台灣沒有最高學府，而且台灣的醫生不夠，決定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1954年杜聰明帶
領一批台大的教授和醫師，南下在高雄創辦了台灣的第一所私立醫學院。我和祖父搬進
前金區自強二路83號的院長宿舍，成為在高雄長大的孩子。
我的哥哥武青、弟弟武祥、我，都唸附近的大同國民學校。祖父在社會上設立不少獎學
金，在家裡也有給他孫子的獎學金。每學期如果是全班第一名，他會給我們新台幣一百
元，在當年那是很大的數目。我認為祖父對我們三兄弟的影響很大，我們在大同國民學
校，年年都是全班第一名，後來我們三個都在學術界工作。
我和哥哥武青因成績優秀，保送到高雄市立二中 (現在的前金國中）。我們那時的一些
同學，現在都成了社會的泰斗，譬如陳永興做了立法委員、民報董事長，為轉型正義賣
力，陳志鴻做了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陳翰容是義守大學醫學院院長。
我初中時，高雄醫學院起了很大的風波。據我所知，問題的癥結在於董事長陳啟川，把
學校的錢1200萬台幣放在個人帳戶，院長杜聰明要他拿出來，他拿不出來，反而要把院
長解聘。高醫的董事會和教授分成陳派和杜派，互相攻擊。我父親杜祖智那時在高醫任
教，也受到攻擊。我父親對我說，他在高醫是為了幫助我祖父，可是因為高醫的糾紛，
他決定離開，去美國留學。他先去了賓州大學，後來去了阿拉巴馬大學做博士後。在我
13歲那年，媽媽帶著我們三兄弟去阿拉巴馬州，從此離開了台灣。
我父親接著去了加拿大的阿爾伯塔省，在那裡的大學做「博士後」，然後再唸第二個博
士學位，修藥理學的理學博士。我在加拿大的艾德蒙頓唸初中和高中，因為離開台灣不
久，英文不是很好，最容易的科目是數學，漸漸的興趣偏向數學。高二時全國數學比賽
，我得加拿大第二名，我那時開始想終身研究數 學。現在回想起來，我不覺得我有數
學的天才，我在這方面有些成就，只是因為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初中離開台灣，是我一生的關鍵，改變了我的將來。我如果留在台灣，很可能學醫，因
為台灣的環境壓力很大。在美國、加拿大，比較注重個人興趣，沒有學醫的壓力。另外
一點不同的是，台灣的中小學教育注重考試，一些科目如公民和地理，我覺得很枯燥。
美國的教育，重視啟發了解，讀書輕鬆多了。
在台灣祖父的名氣很大，我可能因此受到不同的待遇，被老師特別疼愛也說不定。在美
國這不是一個因素，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表現，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好事。
我祖父雖然富裕，他在世時，並沒有什麼財產給我父親。我中學、大學唸書的時候，我
父親做博士後或研究生，收入不多，不能支持家境，一方面靠我母親在醫院的廚房打工
。還好我們三兄弟都得到McGill 大學的獎學金，順利上大學。大學的暑假時，我們也
都去打工賺錢。後來我轉學到普林斯頓大學，武祥轉學到哈佛大學，也都是靠學校的獎
學金。這一段經驗，使我對低收入階層的人特別同情。我現在有些財產，也在一些大學
設立獎學金，特別補助清寒學生。去世後，大部分的財產也想捐給大學做獎學金。
我的祖母林雙隨是霧峰林家的小姐，姑丈林衡道是板橋林家的公子，外人很難想像，台
灣五大家族的後代，需要獎學金才能上學。但是事實上，我父親20年左右沒有什麼錢，
我們過著很節儉的生活。這一段生活給我很寶貴的人生經驗。
有人好奇，說我家是特殊家庭， 想知道我長大的過程。其實霧峰林家在19世紀的顯赫
，我是長大以後才知道的。我和祖父一起住， 無形中接受他的價值觀，從小就尊重學
術，不太重視物質享受。我祖父給我兩幅他的書法，「淡薄明志」「寧靜致遠」，成為
我的座右銘。我還記得祖父用台語唸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用國語唸比較，好像平仄
押韻都比較對，好聽得多。 祖父給我一本「唐詩三百首」，培養我對古詩的興趣。我
家是書香門第，我小學看了很多改編給兒童看的世界文學名著。不過西遊記、 水滸傳
、三國演義、封神榜等，都是看原本。
我在大學時，主修純數學。最初在加拿大的McGill ，後來我對McGill的程度不滿意，
轉學到普林斯頓。普林斯頓真是集天下菁英， 我交了很多傑出的朋友。我在哈佛念研
究院，也是這樣，我的同學大多成了傑出的數學家。
我大三時，祖父來普林斯頓看我，他說：「武亮看起來很孤單。」說得一針見血，我那
時的確很孤單。
我大學畢業後，一度意志動搖，對自己有沒有才能成為數學家產生疑問。我申請醫學院
，也被錄取了，可是後來還是回到了哈佛的數學研究所。
在哈佛對我影響最大的是Raoul Bott教授，我很喜歡他的課，他開什麼課，我都去修。
他為人風趣，對數學有獨特的看法，一切都很自然。我上他的課，總覺得什麼觀念都一
目了然，非常清楚。後來他要我跟他合寫一本書，成為Differential Forms in
Algebraic Topology。
我雖然特別欽佩Raoul Bott教授，但是我沒有請他做指導教授，因為我那時一心一意想
學代數幾何，所以我跟Phillip Griffiths教授寫博士論文。我一度從事代數幾何的研
究，不過20年來，還是回到了Raoul Bott做的代數拓撲和幾何。這兩位都是數學的一代
宗師，我能拜他們為師，是非常幸運的事。
研究院畢業後，我又一次意志動搖，曾去考法學院。二十幾歲時，有很多感情上的問題
，一方面自我認識不夠，另一方面要適應外來環境，覺得很困苦。我曾經去看精神科的
心理醫師，不過最後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把我帶過了幾次人生的危機。
1982年祖父90歲時，我第一次回到台灣，才知道因為我們三兄弟都沒有學醫，沒人繼承
衣缽，他覺得失望。不過他說我既然已做了選擇，就要在自己的專門另創高峰。
我在密西根任教後，就很專心正業，沒有再想做其他的事情了。後來我去霍金斯大學三
年，然後轉到塔芙茨大學，在這裡已經30年了。
我因為高中在加拿大唸，高中時開始學法文。開始工作後去法國幾次開會，非常嚮往法
國文化。後來我在巴黎買房子，每年都去住一段時間。現在我覺得我有三個國家，台灣
、美國和法國。
我在海外50年，深深地感受到台灣要受國際的肯定，在各方面要有傑出的表現。可惜出
國後的第二代，都成了美國人，跟台灣沒有認同，對台灣沒有什麼感情。台灣在國外，
只能靠著出國的第一代。我的一個意願是，在自己的領域上，能為台灣爭光。
杜武亮 2017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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