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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紀錄片導演和歷史研究者
遭蘇聯俘虜的台籍日本兵，與追尋冰封記憶的人：「吳桑，不要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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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者陳力航蒐集祖父陳以文留下的文獻，成為後代學者們調查台籍蘇聯戰俘的重要
史料，其中有一張陳以文從戰俘營生還後，即將返回台灣前留下的獨照。（攝影／楊子磊
）
結束戰爭比開始更難，尤其由烽火中活下來的人該如何走出陰霾？距今逾80年的二次大戰
，期間約有20萬台灣人加入日本軍隊，這群人被稱為台籍日本兵──有不少被派至南洋作
戰，最終可能屍骨無處尋，也有人活著回家。
但少有人知道，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也有台籍日本兵，其中至少有19名留下紀錄：他
們在戰後被蘇聯俘虜，送往西伯利亞、中亞地區強迫勞動多年。這群人二次生還、回歸社
會後，面對國家認同、語言斷裂、身分歧視，對自己的過去閉口不談，至今只有少數人留
下完整紀錄，歷史研究者將這段冷冽的冷門故事，稱為「冰封的記憶」。
《報導者》專訪參與調查的歷史研究者、紀錄片導演，探討這段冰封的記憶對他們自身，
以及生還者和家屬留下什麼痕跡？
「我內心很孤獨。」
現年98歲的前台籍日本兵吳正男對著紀錄片導演許明淳道出心聲。他的故事並非第一次被
拍攝，過去卻從未吐露過脆弱。
吳正男1927年在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斗六郡出生，14歲赴日留學、17歲加入日本軍隊，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遭俄軍送進蘇聯戰俘營，是現存紀錄中曾被蘇聯俘虜的19名台灣人中
，唯一的在世者。
用紀錄而非「經驗」，因為史學家至今仍然不清楚，當年到底有多少台灣人遭蘇聯俘虜？
1945年8月8日晚上11點，就在德國投降過後3個月、日本敗象已定的深夜時分，蘇聯突然
撕毀《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短短一小時內，百萬大軍就開向當時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
滿洲國」和朝鮮半島。
蘇日戰爭僅為期一週，8月15日，昭和天皇以廣播宣讀《終戰詔書》向日本國民公布投降
，總計約7,000萬人死亡的二戰告終。
這一天，隸屬維修部隊的吳正男駐紮在朝鮮半島北部的定平郡宣德機場，由於廣播訊號太
差，他聽不清楚內容，他說，原以為「天皇只是要激勵人心」，並未理解戰爭落幕。但隨
蘇聯軍步步進逼，他的長官下令放棄武裝，士兵才各自逃亡。
吳正男打算往南方移動，要從釜山搭船離開朝鮮半島，結果連半島中央的38度線都尚未抵
達，他搭乘的火車就遭蘇聯軍隊攔截。
當時一名已被蘇聯俘虜的日本軍官對著車廂喝斥「男人先站出來」，吳正男乖乖起身，接
著軍官又下令「軍人再站出來」，吳正男仍照做，年僅18歲的他尚未意識到，這是返鄉的
最後機會，一些老兵早已偷躲進難民群。
於是聽令的吳正男被逮捕，編入前往北方的戰俘隊伍，和他一起逃亡的同袍們被打散，「
就算自己死掉，也沒有人會知道，沒有人能幫忙，把我的死訊告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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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近兩年的艱苦戰俘生活後，吳正男生還返回日本定居至今，目前已是「阿祖（a-tsó
o）」，他雖未被戰爭摧毀心智，還有了安穩的退休生活，在人前總是硬朗，直到許明淳
的鏡頭出現，這位老先生才第一次吐露，無處訴說的台籍戰俘經歷，讓他總覺孤獨。
戰爭結束80年之間，吳正男持續和日裔同袍保持聯繫，但和他一樣出身台灣、又曾被蘇聯
俘虜者，他只見過三人。第四位來不及見到面的「戰友」，甚至是許明淳拍攝期間引薦遺
族後，吳正男才知悉對方存在；如今夥伴全數辭世，可能只剩他一人能記得那段歷史。
不只是拍攝者：一部被信任撐起的紀錄片
許明淳自2022年起多次前往日本拍攝吳正男。剛開始，他們用傳真機聯繫，不懂智慧型手
機的吳正男會把文獻與手寫信跨海傳來，許明淳得坐在機器前等待列印，先回信向吳正男
傳達「收到了」，再把內容交給翻譯處理，用上個世紀的方法保持聯繫。
已在日本定居80年的吳正男不懂華語，也快忘了台語怎麼說，直到許明淳不斷拍攝，吳正
男的記憶被喚醒，兩人逐漸能用簡單台語溝通。許多鏡頭中都能看到許明淳攙扶吳正男，
攀上階梯前輕喚一聲「細膩（sè-jī）」，翻閱文獻時請教老先生對某件事還有記憶（k
ì-ik）嗎？
兩人走在橫濱華人街，尋找吳正男住過的戰後陋宅原址，還從東京搭車前往京都舞鶴港，
敲響港邊一座和平紀念鐘。許明淳既是一名研究者、拍攝者，又更像是一位不願放手父親
的兒子，他們深知，只剩此刻能為歷史留下證明。
「我在你面前就像裸體，光溜溜的，都被你拍光了，你還有什麼可以問？」吳正男經常黜
臭（thuh-tshàu）許明淳，那是老先生難得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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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的記憶》導演許明淳（右）在放映活動上，與目前唯一在世的當事人吳正男之妹妹
吳照合影。（攝影／楊子磊）
不過許明淳的確有問題沒問完——這場戰爭是當事人的創傷，那時代又如何註解？為了解
開疑惑，他在2024年前往俄羅斯，花上兩週時間，沿著當年戰俘鋪設的鐵路進行公路旅行
。
因為題材敏感、俄侵烏戰爭仍在進行，許明淳事前申請拍攝與查閱資料的許可證都被俄方
拒絕，他只能冒險改以觀光簽證入境拍攝，出發前非常擔心遭警察逮捕，還向紀錄片的歷
史顧問陳力航吩咐：「如果我回不來，這部片就交給你了。」
這趟旅途中，許明淳發現一段實際上由戰俘打造的鐵路在當地的記載寫著：「1974年正式
興建」，以及戰俘返回日本前的最後一站、俄羅斯納霍德卡港（Nakhodka）邊有一座日本
人墓地，卻未說明日本人為何在此死亡。
至於遭蘇聯俘虜者返回日本的第一站舞鶴港旁雖設立「引揚紀念館」，東京也有一間「和
平祈求展示資料館」，它們收藏的文獻卻無法直接查明台灣人的數量、姓名。
「誰值得被紀念，誰不值得被關心，要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戰爭記憶，由大國決定。」
旅途結束，許明淳忍不住做此結論。俄羅斯官方抹滅當年違法拘留戰俘的歷史，日俄雙方
政府有默契地不深入追究，殖民地人民在其中毫無聲音。
19名台灣兵在戰爭結束當下，都身在蘇聯占領區內。他們是依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
Joseph Stalin）發布的國防國家委員會《第9898號命令》而俘虜，即使該命令字面上僅
要求日本人強迫勞動，蘇聯和日本軍官並未依規定處理，導致台灣人、朝鮮人都被送入戰
俘營。
許明淳拍攝歷史紀錄片逾20年，作品主題橫跨台灣百年來的殖民、戰爭、戒嚴經驗，這些
故事都在回答：
「過去的我們來自何方？現在的我們又是誰？」
近年許明淳攻讀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這部拍攝西伯利亞戰俘的紀錄片
《冰封的記憶》便是由其畢業論文、同名學術專書衍生。因為在追查真相的過程中，他發
現，對吳正男等人而言，「戰爭像是一直沒有結束。」
連留下名字都困難的50萬張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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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伯利亞戰俘們組成的互助團體「久凜會」曾經重返故地，只見當年囚禁他們的營房已
成廢墟。（翻攝／楊子磊）
病死、餓死、凍死、工殤、試圖逃跑遭槍決，逃跑成功也得面臨大自然考驗，在一年有7
個月均溫低於攝氏零度，人口密度極低的殘酷冰原上，活著就彷彿監禁。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當年共57萬人遭蘇聯俘虜，俄方資料則是76萬人，雙方都推估
死者約有4萬至6萬，死亡率為十分之一。這批戰俘的足跡遍布西伯利亞、中亞，最遠直達
東歐。
蘇聯在戰後缺乏男性勞動力，國土百廢待舉，需要迅速重建和開墾，戰俘就成了政權眼中
的最佳工具；其中，更有千名日本人被送往現今烏克蘭境內的札波羅熱州進行勞動──豈
料80年後，此地再次成為戰場。
吳正男被拘禁之處，是現今哈薩克的克孜勒奧爾達州，即使在交通開發後的21世紀，從北
韓平壤出發、抵達此地的路程仍超過5,000公里。由於蘇聯嚴格禁止俘虜留下文字，還會
突襲檢查營房，大部分當事人的遭遇都是透過回憶流傳，或由學者、倖存者協會、人權組
織留下口述歷史。
其中第一手文獻包含詩人石原吉郎《望鄉與海》、小說家高杉一郎《極光的陰影》、畫家
山下靜夫《西伯利亞拘留1450日》、漫畫家齋藤邦雄的《漫畫西伯利亞拘留物語》等等。
改編作品則有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集結父親經驗所著《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
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社會寫實派作家山崎豐子《不毛之地》和邊見純《來自雪國的
遺書》等等，後者更由知名影星二宮和也主演，於2022年推出電影版。
透過各種當事人抱憾留下的資料，世人得知戰俘每天伙食只有名為「卡莎」（俄文：ка
ша）的雜糧粥、搭配350克黑麵包，這塊麵包得和7名室友平分。他們的工作採輪班制，
日夜追趕蘇聯政府規定的目標，甚至達零下40度才能停止勞動。
從眾多文獻中還可見，當年蘇聯希望訓練戰俘回國後加入共產黨，為此發行由日文編撰的
左翼政治刊物《日本新聞》，並鼓勵戰俘互相批鬥、檢舉，甚至有戰俘營流傳：思想愈忠
誠者，愈可能遭釋放。
如此複雜的「シベリア抑留」（西伯利亞拘留）議題在日本占有一席之地，但超過半個世
紀以來，相關學術研究、藝文作品幾乎都以日本人為主角。
所幸，南韓曾經傾政府之力研究，2010年一份調查結果揭露，當時約有1萬名「朝鮮裔」
被蘇聯俘虜，約2,000人被拘留至1948年後，至少60人魂斷異鄉。相比南韓，我國對台籍
日本兵的研究卻落後近半世紀，直到1987年解嚴，民眾才能勉強公開談論此事。
許明淳認為，蔣家專制政權先是刻意抹滅日本與台灣的連結，後因冷戰時期「民主陣營」
必須交好，學界錯過要求日本承認歷史錯誤、台籍日本兵們尚未老去的黃金時期。因此，
無論能返國或甚至無法離開的人，其遺族都不一定知曉自己的祖先曾踏上西伯利亞大地。
若不含吳正男等4名戰後留在日本定居者，台灣本土故事首次被記錄，是1995年日本作家
林榮代在追查「高砂義勇隊」歷史時，意外發現3名曾被送往西伯利亞、爾後返回台灣的
前戰俘；至於本議題載入學術殿堂，則是學者蔡慧玉在1997年採訪另一名當事人賴興煬。
根據陳力航和許明淳的考證，吳正男在哈薩克從事農業生產，其他台籍俘虜則從事採礦、
伐木、鐵路等工作，這19人因為軍階較低，都在1947至1949年之間陸續釋放。
釋放就等於回歸社會嗎？戰爭、戰俘經驗對這群人造成何種影響？許明淳印象深刻，有次
吳正男的台灣親人前往日本探望他，同樣高齡的妹妹吳照抱著吳正男，用台語喊出「阿兄
」，兩人相視對笑，卻因為語言隔閡，說不出下一句話。
這成了許明淳藏在戰俘故事後的另一重點：冰封的不只大地、不只歷史，更有從戰爭中倖
存的家族。
把阿公的人生寫進台灣史、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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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索祖父陳以文的曲折經歷，陳力航收藏了大量西伯利亞戰俘的相關文獻。（攝影／
楊子磊）
陳力航身為本片歷史顧問、牽線許明淳開始記錄吳正男的幕後推手，其實他也是另一名台
籍戰俘陳以文的孫子。當年西伯利亞最冷氣溫曾達零下68度，陳力航便將2021年出版的陳
以文回憶錄取名《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揭露陳以文故事的起點來自陳力航兒時記憶：「以前他晚上喝了酒，有點醉意，就會向我
說一些現在聽起來兒童不宜、很可怕的故事。」例如，陳以文曾目睹軍中同袍的耳朵被凍
壞後「掉」了下來。
兒時的陳力航雖知道阿公有極驚人的人生經歷，但要到陳力航考上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開
始接觸台籍日本兵史料時，他才驚覺陳以文的故事對台灣何其珍貴，並成為他一門課的報
告主題。
從期末報告到投稿期刊，最後擴寫成書，這條路花了10年，陳力航身為歷史研究者，深知
僅有陳以文口述不夠，他得持續尋找其他文獻，確認阿公留下的故事、日記、書信都有史
料佐證，連「零下68度」書名也是挖掘俄羅斯氣象局的資料而來。
成大畢業後，陳力航在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接著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
10年來每逢機會，他便會造訪各地圖書館、二手書店、雜貨攤，蒐集與西伯利亞戰俘相關
的文獻，從中拼湊台籍俘虜真相，這項工程至今仍在進行。
紀錄片中一句極具詩意的敘述，是陳以文和許多戰俘的共同經驗：當戰俘列車在看似海岸
的地方停了下來，陳以文跑到岸邊眺望，以為遠方就是故鄉，忍不住用手捧起喝了一口，
「才知道這裡是淡水。」
把西伯利亞地標、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看成海洋，是因為戰俘們在當下根本
不知道自己會被送往何處。
陳力航扛著上百份資料走遍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冊子則來自「久凜會」，這是陳以文
和戰俘營同伴組成的互助團體，他們都曾在名為「クリコン」（音譯為庫里空）的集體農
場被迫勞動。
陳以文長期和戰友保持聯繫，其中多名成員更於1991年蘇聯解體後重回西伯利亞，尋找當
年的戰俘營遺址。即使這批當事人們踏上旅途時都超過70歲，仍舊堅持親腳走訪故土，他
們當時繪製的地圖，成為陳力航追尋阿公足跡的重要證據。
2009年，陳以文82歲時，日本即將訂立《西伯利亞特別措施法》彌補當年倖存者，在日本
經營人權團體「西伯利亞拘留者支援．記錄中心」的NGO工作者有光健聯繫上陳以文，試
著幫助他爭取賠償，並引薦陳以文和吳正男認識，讓他們彼此發現「原來世上還有一人能
理解我」。
2010年，日本成功立法，每位從西伯利亞戰俘營生還的倖存者可依歸國年分申請25萬至
150萬日圓的賠償金，沒有日本國籍的陳以文卻不在此列。
2012年，陳以文過世之後，陳力航曾赴日拜訪吳正男。在紀錄片中，可見到陳力航抱著那
箱文件，其中包含陳以文生前和吳正男的信件，他問吳正男：「您為什麼想尋找戰友？」
答案很簡單：只是想「見見大家」。吳正男說，光存活下來就不容易，自家子孫卻對他的
經驗毫無興趣，看了相關報導也沒有反應，讓他十分寂寞。
另一次則是2024年8月，在持續舉辦23年的西伯利亞戰俘悼念會上，陳力航代表陳以文，
也陪著吳正男出席，兩名前輩同年出生，從軍前在日本旅居的地點甚至距離不遠，「他們
的經驗在世界上真的太罕見了，和吳先生說話時，就像我阿公又活過來一次。」
陳力航身為寫史者的熱忱不只影響許明淳，現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前歷史系系主任陳
文松，也是經由陳力航求證：陳文松的二伯父，正是和陳以文一起搭船回台的「陳忠華」
。
日本留下的乘客名單，還有一張陳以文收藏的合照成為證據。陳文松從事史學工作20餘年
，過去依稀知道親人曾被蘇聯俘虜，近年偶然得知陳力航祖父經歷，才終於確認此事。不
過他坦承，要將其延伸成學術研究仍有困難，冰封的記憶並非那麼容易被揭開。
從戰地、戰俘營生還後的另一場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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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久凜會」的成員們在日本舞鶴市聚首時留下的合影。（翻攝／楊子磊）
「吳先生這輩子心裡都在想著，『如果我一直分享經驗，認識更多朋友，說不定就能找到
其他和我一樣的台灣人。』」這是許明淳眼中，吳正男積極訴說歷史的動力之一。
其實吳正男經常接受日本媒體採訪，如《日本放送協會》（NHK）、《每日新聞社》、《
東京電視台》都曾上門，他還積極出席追思活動、讀書會、同鄉會，在橫濱台僑界是位知
名人物。
可惜那19名台灣戰俘裡，吳正男只直接認識其中3人：鄭慕鐘、陳旺、陳以文，但還等不
到許明淳拍攝，他們都已過世。
相較態度最積極的吳正男，其他台籍戰俘普遍對這段歷史保持低調。當時中國已開始「第
二次國共內戰」，台灣「二二八事件」又剛落幕，這群人曾在蘇聯戰俘營裡受過共產主義
影響，因此成為當權者眼中的「可疑分子」。
甚至有倖存者千辛萬苦返回台灣後，一從基隆港上岸立刻被警察逮捕調查。根據許明淳考
證，19人中至少9人有此經驗，至今仍可在國家檔案管理局收藏的政治檔案中找到他們的
姓名。
從蘇聯戰俘營生還、又被民主陣營拘留過的陳以文直到中年，仍得定期向警備總部報告日
常行蹤。陳力航推測，他的父親對陳以文的過往毫無興趣，或許是因為接受不同價值觀的
教育，因此對祖父的經歷與認同產生反感。
留日的吳正男、陳旺也有「檔案」在身。由於吳正男積極參與僑界組織，認識眾多華僑、
台僑，因此被情報單位盯上。某次吳正男返台探親，一入境就有調查局人員接機，護送他
回家，沿途中噓寒問暖，確認他在日本是否遭中共收買。
另外3名戰俘賴興煬、唐中山、蕭冬是從嘉義布袋港回台，他們抵岸後同樣被警察上銬拘
留了數十天，被迫簽署「不得談論任何社會問題」誓約書。賴興煬留下的口述紀錄記載：
「有人問起我以前當兵的事，我都避而不談，即使家人問我，我也不說。」
紀錄片中，還有另一名定居日本的台籍戰俘許敏信遺族入鏡，據許敏信的女兒許瑛子所言
，「在父親生前從未聽他說過這些故事。」是許明淳找上門採訪，他們才發現父親的過去
。
在許瑛子等後代的記憶中，只有許敏信經常讀著報紙，蒐集政治類書籍的身影，許敏信曾
為蘇聯戰俘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有種在看戲劇的感覺，有點距離感。」
許敏信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仕紳許丙三子，許丙更曾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因至今真相未
明的「謀議台灣獨立案」遭逮捕入獄。許明淳認為，許丙名義上雖是不滿許敏信「為敵國
（日本）當兵」，才將從西伯利亞生還的他趕出家門，實際上更可能是為了保護許敏信；
但所有當事人都已過世，許瑛子也尚未查出真相。
為此，許明淳向國家檔案局調閱資料後驚覺，竟然連旅居日本的許敏信住址、許瑛子等4
名兒女的姓名，都被記載在戒嚴時期的監控檔案中。
台灣人加入日本軍隊，遭蘇聯俘虜，好不容易倖存，卻發現國家、語言、統治階級全都換
了一個樣，這群人背負三種認同矛盾，再加上民主與共產陣營的衝突。陳力航感嘆：
「他們從戰敗國的殖民地士兵變成戰勝國的一分子，但體制始終不允許這群人存在。」
理解歷史，是為了活在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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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長年透過歷史文獻、當事人與家屬訪談，分析政治受害
者身上的心理創傷，以及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攝影／楊子磊）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看完《冰封的記憶》後指出，這群戰俘多少背負著戰爭
與政治的雙重創傷，即使一些當事人可能曾試著對親友開口，最後逐漸難以表達，是因為
「沒有人能理解」，進而選擇「把創傷留在我身上就好，不要帶給下一代」。
「當我講出口的東西，對我本人也是很複雜的經驗時，我很難釐清自己到底經歷了什麼？
你能夠懂我嗎？會不會誤解我？」彭仁郁出身心理學界，長期研究政治受難者檔案，她發
現，無論選擇說或不說，當事人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渴望──被社會重新接納。
但在戰俘後代身上，子女通常受到和父親截然不同的教育，他們既無法理解戰爭，對國家
的想像歧異，甚至在戒嚴時期還得擔心安全風險。彭仁郁說，台籍日本兵和白色恐怖受難
者，都經常成為「家族中不知該如何被安放」的存在，這對當事人與後人來說，都是痛苦
。
「生命史乍看只是很個體的事情，但它也是時代的一部分。」對身兼後人、學者兩身分的
陳文松而言，當年台灣青年選擇入伍通常有多重動機，可能受皇民化教育影響，或者軍國
主義社會下的集體壓力，甚至為了求翻身、賺錢的機會。
透過研究，陳文松發現台籍青年其實不了解戰爭的真實面貌，甚至會被政府宣傳欺騙，此
時史學家必須「站在他們（前人）的角度思考事情」，彷彿成為一名時空穿越者，把前人
無法親自述說的事，透過歷史研究告訴下一代人。
追查台籍日本兵史料20餘年，為此寫下多本著作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鍾淑敏也
說，個人經歷通常在大時代下顯得零碎，時代敘事又缺乏細節，那麼史學家就得找出「每
個人的生命故事，該安放在哪一個位子？」讓兩者互相呼應。
台灣人可能只是一串數字，或日本人記錄下簡單帶過的一句話，在他們眼中，都是連結當
代懸問的珍貴線索。
「認知自己身上，來自過去的複雜性，其實能幫助我們面對同樣複雜的當代，」彭仁郁說
，接觸歷史，可以是療傷的起點。
療傷之餘，也把責任交棒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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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男長年尋找和自己有相同經歷的戰友，也曾和陳以文通信。（翻攝／楊子磊）
如果陳力航未走上歷史書寫之路，求學期間沒選中那堂課，陳以文的故事會持續冰封，連
帶吳正男與其他人的經驗，都無法透過許明淳留下證明。目前許敏信的女兒許瑛子、孫女
林瑛理加也決定拿起攝影機，開始記錄追尋家族記憶的過程，還打算為此出書。
「我相信世界上一定還有其他台灣人有過類似經驗，」許明淳笑說，他和陳力航大概是全
台灣最會追查西伯利亞戰俘資料、手頭又有最多文獻的兩人，只要任何人聽聞家族有類似
故事，他們願意協助找出答案。
這是吳正男難以親自完成的遺憾。許明淳仍期待著，當愈來愈多台灣人關注此事，就能透
過日本人權團體訴諸壓力，總有一天，要讓日本政府願意對台灣學界開放當年的「拘留者
資料」，正式統計受害者總人數。
許明淳強調，即使日本厚生勞動署曾回覆他「具體人數尚無法掌握」，原因包含文獻過多
，台灣兵的兵籍簿、乘客名單上可能登記為日本名；但他和陳力航看過的資料都詳實計載
了戰俘的「出生地」，都可看出來自台灣。
目前陳力航繼陳以文的故事後，近期新著《慢船向西：日本時代臺灣人醫師在中國》一書
，記載日治時期台灣醫生前往中國行醫的足跡，同樣是人生如戲。他認為，當第一代人活
在時代大霧中，第二代人又因差異產生衝突，讓時代往前轉動，撥開迷霧，「就是我們（
第三代人）的責任。」
至於《冰封的記憶》，最近片子完成日文字幕翻譯，許明淳即將帶著它前往日本放映，邀
請吳正男和家屬、其他日裔倖存者到場，讓他們知道，大海另一端還有人記得此事。
下一次見面，許明淳想對吳正男說：
「吳桑，不要寂寞了，我們把你的故事拍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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