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JosephChen: 亡戟得矛太丟臉 (望向現在一堆撿AK來用的...) 06/22 21:11
推 Houei: 包山楚簡顯示楚國在郡縣之外 另有州、里的編制 06/24 15:41
→ Houei: 《管子》："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 06/27 18:52
→ Houei: 長。分州以為十里十里，里為之尉.." 06/27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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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五家兵[轉]
這種動員民間而非由政府全權主導的參戰模式，也反映在齊國的兵器銘文上──齊地
出土兵器與三晉、燕、秦相較起來十分特異：戰國兵器的製造，一般都遵循「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的原則，兵器完成後再刻上鑄造、監造者的名字，表示負責以便稽查；唯獨齊
地是這項原則的例外，不但銘文非常少，通常也只刻地名或所有人的名字，監造職官與製
造者名諱則根本不刻。其中還有一部分銘文是城市名與里名，據學者黃盛璋的分析，其中
部分里名是陶匠聚居之所，銘刻里名的兵器當為鐵匠、陶匠私家企業所造 。換言之，齊
國的兵器不是歸個人所有，就是由工商業私營者所造所有；這兩種兵器風格分別對應了有
相當經濟基礎的個人、以及同業一同參戰的僮僕。
齊地兵器只簡單銘刻人名地名，春秋時期已然如此。換言之，與其說是與列國不同，
不如說沒有跟風變法的齊國還殘存了不少貴族舊風；由於沒有政治體制上的劇烈變動，此
種殘留鑲嵌進了戰國以後經濟更趨發達的社會。《呂氏春秋》〈離俗〉中的一篇故事就反
映了這種鑲嵌與格格不入：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
，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
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
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
，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先秦諸子講故事常常是為了講明道理吸取教訓，但「亡戟得矛」是個憋腳的典故，《
呂氏春秋》把他講成一個貫徹戰鬥精神到底的故事，然而教益在其自身的脈絡中就被消解
了，原本的意涵則隱晦不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深感不快，還想返回戰場；他身旁的
路人卻已經無法理解這其中有何不快。究竟有何不快？戟與矛在戰陣中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殳〉中引用了《司馬法》的一段佚文 ，在說出「兵(不)
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難以進攻)，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銳)
，閱則易亂。太犯則不濟」、陣列中排布兵器的原則後，接著寫道「故初列弓戟間焉，次
列殳矛間焉也」，注釋者解釋為「一弓一戟相間」、「一殳一矛相間」。戰陣上打前鋒是
最危險的位置，必須有最好的裝備防護，戟相對於矛更方便拒止敵人；而弓箭又是最難上
手的兵器，六藝當中與車藝並列。換言之，矛與戟之間的差別既反映了兵器有異，佈署位
置的不同還反映了戰技的教養、戰具的齊備與否，暗示了戰士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與
編戶齊民以後耕戰之民地位趨於齊平的秦、三晉社會不同，齊國的軍隊組成一直保有社會
階級上下二元的特徵；但即便是齊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戰爭規模的擴大，軍隊裡的普通
人不減反增，不常上戰場、上陣通常也只在陣後助威吶喊的常人多了以後，對於前列戰士
的身份優越感已不容易理解。亡戟得矛反映了兩個階級理解戰陣時的落差。
其他的史料裡也能見到這種一分為兩的齊國軍隊。《說苑》〈尊賢〉第三十二章說到
田忌政變失敗後逃到楚國，楚王問道齊、楚要是開戰，「為之奈何？」田忌答道：
「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擒)將軍首而反(返)耳
。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
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
果如田忌所料，齊國先派遣申孺為將，被楚軍大敗、大將被俘；齊王不勝其怒，又派
了眄子為將，結果楚國動員四境之內後也只勉強打了個平局。事後楚王詢問其中道哩，田
忌是這麼說的：
「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
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
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在田忌的理解中，齊軍當中明顯有「賢」、「不肖」兩階層的區分，而只有眄子能夠
同時有效統領這兩類人發揮最大戰力；只能統率其中菁英的田居則沒有那麼大威脅。在魯
國為將時就曾擊敗齊國的吳起，則是利用齊師一分為兩的調性提出敗敵之道：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
，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吳子》〈
料敵〉)
換言之，雖然齊軍當中富裕的將士在陣前有很好(也就很笨重)的防護，迎頭難以痛擊
，但在陣後列隊的士卒沒有奮戰的誘因，前列後列不同心；針對於此，可以繞過敵前左右
迂迴敵後，打擊敵陣戰力與戰意都較次的部分。所以說富裕的齊師雖然可以讓著甲更多更
重的甲士列陣，那些經濟條件較差的人則成為陣中的弱點，整個陣勢也只是看起來穩重，
其實並不堅韌。
《戰國策》燕策一〈燕王噲既立〉這篇提到齊國乘燕國內亂伐燕，說齊師是由「章子
(匡章)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學者楊寬將「五都之兵」解釋為常備兵，認
為這就是孟子所提到的「持戟之士」；而「北地之眾」之眾則是北地臨時徵調來的壯丁
。五都還是舊制遺留，戰國諸雄的地方制度大抵都郡縣二級化，唯讀齊國不設郡，仍沿襲
城邦時代「國」以外的大城稱為「都」的習慣。據此可推論所謂的「五都之兵」、「持戟
之士」，應該是春秋時期國人武裝的延續，故稱為「五都之兵」；戰時陣頭列隊，故稱為
「持戟之士」。但楊寬又把「五都之兵」、「持戟之士」等同於《荀子》所說的「技擊」
、《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篇中的「五家之兵」，把「北地之眾」說
成是征伐來的壯丁，則值得商榷。正如前述，荀子所謂的技擊大多是沒有本賞、靠戰功贖
身的僮僕之人，參戰的積極性能動性是很差的，荀子給他們的戰力評價極低(《荀子》〈
議兵〉)：
「是事小敵毳(脆)，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
，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既然說「技擊」差不多等於「賃市傭而戰」，其戰力大概就是韓信「驅市人而戰」的
等級，在戰陣上容易動搖、鳥插翅欲飛一般立不住陣腳，只好強迫他們死戰、各自為戰。
這大概也是前面提到的《孫臏兵法》、《尉繚子》等兵書開始正面評價「死地」、「絕地
」加以利用的具體背景，而這個背景所在的地理範圍則是以富庶的齊地為中心、幅射至魏
、趙等地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圈，與戰國封君養士風氣所及大致重疊。封建時代的貴族武士
漸趨沒落、以致於不得不使用較次的兵員來應戰，僅憑戰士的戰力已不足以獲勝，如斯環
境正是突出將帥的軍事造詣、先秦兵學發展的沃壤；後世所謂的武經七書當中，《司馬法
》、《六韜》、《孫子兵法》都是齊國的兵學，《尉繚子》、《吳子》則與魏國關係較大
，五本書恰好都誕生於東方社會。韓信說自己將兵是多多益善，後來向劉邦請封齊王，說
到底正是自信兵學掌握的好，別人指揮不來、齊地盛產的「亡國之兵」在其麾下反而能發
揮戰力的緣故。
不過，除了「死地則戰」的應用法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幫助市傭們立住陣腳──給他
們提供能移動但不容易移動的屏障。在《六韜》虎韜〈軍用〉一節當中提到了用兵萬人相
應得先備齊的戰具，包括「武衝大扶胥 三十六乘」、「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四具」、「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大扶胥衝車三十六
乘」、「輜車騎寇」(原文佚失了數量)、「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等等。原文把這些
都當作戰車一併交代，但其實前四種、後三種戰車的類型不同(表請見網誌)：
「武翼大櫓矛戟扶胥」、「提翼小櫓扶胥」都搭配了「絞車連弩」，「大黃參連弩大
扶胥」名稱裡就有連弩；而「武衝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武翼大櫓矛戟扶胥」、
「大黃參連弩大扶胥」都說是以「材士、強弩、矛戟為翼」，提翼小櫓扶胥用的則是「鹿
車輪」(獨輪手推車)，前四種戰車顯然不是先秦那些衝鋒陷陣用的戰車。後三種戰車裡的
「大扶胥衝車」說是「螳蜋武士共載」、「矛戟扶胥輕車」「螳蜋武士三人共載」，不像
前四種戰車有其他士兵翼衛，也沒有搭載連弩；「輜車騎寇」有「電車」之名，「兵法謂
之電擊」，「矛戟扶胥輕車」的使用在兵法上則「謂之霆擊」，「衝車」、「電車」、「
輕車」的名稱，意謂著後三種戰車才是先秦的駟馬戰車。
上文〈軍用〉裡提到一軍萬人共配戰車484輛(車、步比為1:20)，這和《戰國策》當
中策士經常提到的1:1000的車、步比例(好比說，楚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說楚
國是「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相比，戰車數量顯然偏多；即便對照《六韜》犬韜
〈均兵〉當中「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的戰
力換算也還嫌多。但如果考慮到其中288輛「戰車」其實是充作屏障擺車陣之用(《六韜》
豹韜〈分險〉已有「車城」一詞)、剩下196輛才是駟馬戰車，車、步比例就降為約1:50，
合理的多。
而使用車輛作屏障、不單靠人員列陣的結果之一，則是一軍當中使用弓弩的射手比例
得以大增。〈軍用〉給一軍萬人配備的武裝，是「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
二千」，射手占了六成，前列的戟盾、後列的矛盾則各占五分之一而已。孫臏麾下的齊軍
能在馬陵道萬弩射龐涓，前提正是齊師已先發展出大量用弩的陣形與編制。
這就說回到「五家之兵」與「五都之兵」的不同處；《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
從說齊宣王〉提到的「五家之兵」得放在整段脈絡裡一起解釋：「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
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
一萬矣」。原文當中的「五家之兵」，是相對於「軍役」而言；而「軍役」未嘗發於遠縣
，則是因為光是臨淄就足以徵發勝兵二十一萬。先秦諸國的齊民化，其實是軍役的負擔者
由社會高層至底層、逐漸增加擴大的過程；但齊國由於經濟發達，靠著私家大族、工商業
者透過市場徵召的勞動力，就足以應付兵員增加的需求。臨淄為五都之一，賦擔軍役的士
卒即為五都之兵，在原文脈絡中顯然不同於五家之兵。而從「齊車之良」與「五家之兵」
對舉的脈絡來看，五家之兵所指的，應該就是《六韜》當中必須依托車陣作戰的「市傭」
、「市人」。
那麼為什麼叫作「五家之兵」呢？其實高誘的注解非常簡單：「五家，五國 」。聯
繫到前面所說齊國一貫招來異國人民的國策，「五家之兵」所指的，其實正是那些著眼於
經濟前來逐利就業、戰時則隨著工商業主、養士的封君同入軍旅的他國士民。《戰國策》
齊策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說了這麼個故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
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
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
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
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與井陘之戰韓信乘著趙兵空壁來逐的間隙拔趙幟、立漢幟不同，匡章派出偽裝成秦兵
的奇兵，得在秦軍當中潛伏了好一陣子，以至於斥候都向齊威王通報了好幾次。這種偽裝
能不被識破，除了套用秦軍的旗幟徽章以外，恐怕也是多虧了有遠道來歸齊國的秦人參雜
其間，才裝得像模像樣，進而裡應外合大破秦軍。
利用他國人民打敗他國的辦法，實際上也是齊國國策之一，《管子》〈兵法〉篇就說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齊國乘燕國子之引起內亂的空隙「將五都之兵，以因北
地之眾以伐燕」，恐怕這裡的北地之眾，並非如楊寬所說是徵發齊國北境的人民服役，而
是利用敵國的內變趁亂吸收燕民加入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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