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kantantantan: 推 06/03 09:47
※ 編輯: p0pblg9876 (36.225.228.142), 06/03/2018 10:34:43
→ ag688796: 推 06/03 14:26
推 ag688796: 沒推到，補推 06/03 14:28
Medium圖文版：https://goo.gl/sT26JA
書名：《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歷史課本告訴我們，現代世界中林立的「民族」與「國家」，來自於1648年結束的歐洲三
十年戰爭。然而，知名的歷史學者、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1776年向全世界宣告獨立的美國，才是真正以「民族國家」之姿誕生的
國度，美國〈獨立宣言〉正是第一份以「民族國家」身分進行宣傳的政治文宣。此後，從
拉丁美洲到越南，許多民族主義者和後來誕生的「民族國家」，多數都受到了〈獨立宣言
〉與美國的影響。[1]
而本書《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是另一位哈佛
歷史系教授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的作品，作者在書中描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
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理念，如何成為轉動殖民地歷史轉折的力量。
作者稱1919年前後這段時間為「威爾遜時刻」，因為威爾遜此時所提出的理念，成為了日
後許多期待「自決」的民族建造「民族國家」，尋求「平等」、「公正」對待的思想來源
與燎原之火。然而，威爾遜的「自決」理念，最初並非如字面上清晰簡潔，而是有著複雜
的演變過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拋出理念，希冀建立「平等秩序」的國際社會，其中各國政
府都是經由「被治者同意」所建造的合法「民主」政府，再由已具有合法性之政府組建國
際社會，並設置國際組織與制度，以「公理」解決問題，不再藉由軍國主義的戰爭和強權
政治邏輯來處理紛爭。
同時，在1917十月革命後，列寧以「民族自決」作為其鼓動世界革命的一個階段加以宣傳
，企望鼓動中東歐的弱小民族獨立，推翻帝國主義秩序。為了抵抗列寧的威脅，威爾遜將
「自決」與「被治者同意」合併使用，運用自身在戰爭時期營造出來的影響力，使威爾遜
的「自決」主張受到世界矚目，成功超越了仍在內戰的蘇聯的號召。
儘管這個概念最初只想用於中東歐和德奧等國的殖民地，但是透過新興傳媒如電報、報社
與美國政府強力宣傳下，全世界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對威爾遜所提倡的理念人人心嚮往之
，並以自己的角度去解讀、改造與運用威爾遜的語言，去對抗壓迫的殖民帝國，同時選擇
性的忽略了最初的意涵。本書的四個例子：埃及、印度、韓國和中國的人們，就在此一背
景下展開行動。
當時，威爾遜已然成為受壓迫世界的救世主與新秩序的先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撕裂了歐
洲列強構築的帝國秩序，而威爾遜提倡的理念則被認為是新秩序的基礎，特別是「自決」
成為被壓迫者用來推翻舊秩序的武器。
巴黎和會期間，殖民地人民們在「同一時刻」，以威爾遜的理念，於各地展開行動：帝國
與殖民地社會間出現巨大的抗爭和衝突；殖民地人民也在國內外展開宣傳、施壓與進行跨
國際性的結盟；而反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逐漸擴散和成為各階層的「共識」，此後再也無
可逆轉。此後，帝國治下的殖民地，成為了隨時爆炸的火藥庫。
遺憾的是，巴黎和會只處理了強權所想處理的問題，突顯了威爾遜的失敗與矛盾，使得殖
民地人民產生巨大的憤怒。美國政府盱衡局勢後，也不願貫徹威爾遜的信念，連帶使自身
信譽破產。
1919年這些兼具跨國性與國際性的理念與行動，也使得人們逐漸認識到，自身已處於全球
殖民地人民均處在同樣的反帝國、反殖民這條陣線和時代浪潮上。因此，許多行動者後來
尋求新的意識形態與抗爭模式與支援，促使許多人倒向蘇聯。
此後，各殖民帝國也改革殖民政策應對時局。帝國政策的理念，仍然與威爾遜對殖民地的
態度雷同，認為應由「文明」國家管理和教育，直到被管者達到「文明」標準時，才能往
「自治」邁進。然而，戰前此舉或為各國殖民地人民所期盼之目標，但現今已無法滿足殖
民地人民，他們要的是「自決」。
威爾遜「民族自決」理念的影響也始終未絕。不僅賦予了人們新的思想與行動意義，觀看
後續歷史進程，「帝國的世紀」也最終轉變成了現今的「民族國家的世紀」。追求建立自
主自決的「民族國家」，成為一件現今理所當然的合法主張。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可謂
是「民族國家的世紀」的締造者，向世界傳播了「美國」自身的特色與理念。
若檢視臺灣歷史，日治時代臺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是受到威爾遜理念的影響。至於
為何與其他殖民地的激進流血方向不同，而走和平請願的路線是臺灣受殖民統治後，自身
歷史的影響。[2]請願運動雖然沒有同三一運動一樣鮮明、尋求獨立的民族主義色彩，但
是對於喚醒臺人的政治、文化等意識，以及以臺灣為本位的「獨特性」主張，卻也是邁向
「民族」成形的第一步。[3]
從本書我們也可以看到，正如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直接支配人類
行動的是利益（物質的與理念的），而不是理念（Ideen）。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來
的『世界圖像』，常如軌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
動著[人類的]行動。」[4]威爾遜的理念，以及用自身角度去解讀理念、遭到理念推動的
人們，確實在1919年的時間點，受到理念的影響，而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爭取權利的日治時代臺灣人，還是本書的行動者們，以及作者沒有
提到的人們，他們都明白，不論內部情況有多糟糕，自身仍然必須擁有和取得國際的聲援
與支援、建立起國際社會上的支援人脈，乃至取得殖民帝國內部反殖派的協助，國際上的
支援、正式與非正式外交都是不可或缺且「必要」之事，正如「現代印度之父」巴爾．甘
格達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所言：
「在我們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文明世界對於印度志向的贊同意見是很重要的財富。我們只
能承擔起因自身行為而帶來的直接後果，至於忽略世界輿論所引致起的風險，我們擔當不
起。」[5]
這也是本書給予現今抨擊政府外交政策的臺灣人民的重要提醒，而且，我們真的能夠擔當
起自身行為帶來的直接後果嗎？望批評家們捫心自問，是要「自決」還是「自絕」？
勘誤：本書201頁，由右至左第五行下半段文字：「一九八０年代，借鑒西方的現代韓國
民族認同論述開始浮現………」，此處「一九八０年代」為「一八九０年代」之誤。感謝
本書譯者吳潤璿先生協助糾謬！
註腳：
[1] 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著，孫岳譯，《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4。
[2]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89），
頁1–26。
[3]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182–185。
[4] 轉引自鄭祖邦，〈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對「民族國家」與「支配」的分析〉，《政治
與社會哲學評論》16期（臺北，2006），頁192。
[5] 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著，吳潤璿譯，《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
，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新北市：八旗，2018），頁261–262。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36.225.228.142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book/M.1527950898.A.A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