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taiwan-InstantNews01/
端傳媒記者 呂苡榕 發自台北
編按：網際網路是現今媒體最重要的戰場。在點閱掛帥、速度為王的時代，新聞界行之有
年的產製流程已經完全改寫。其中影響最大的、性質最壞的莫過於為了衝高網站點擊數，
主要媒體一味只追求速度，競相量產不重查證，毫無品質的「即時新聞」。
端傳媒推出一系列共3篇專題報導，探討「即時新聞」成癮的台灣新聞界，如何
一步步斷送自己的公信力，甚而演變為台灣民主體制及公民社會的重大危機。
（為了保護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數受訪者採用化名，特此向讀者說明。）
那一天在現場，每個記者都聽見了某同業手中的電話傳來的怒吼。原本預定要下樓接受電
視台聯訪的受訪者，咆哮着非要某台記者離開不可，否則他絕不下樓。
「事後聽說，原來是那一台的新聞跑馬燈已經出了一則快訊，內容是：『某某某道歉』，
但當事人根本什麼話都還沒說。」同為電視台記者的秋芬（化名）說，那天記者打回電視
台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內部的編輯自作主張的出了這樣一則快訊，結果害慘了現場記者。
一陣鞠躬賠禮後，才終於把受訪者勸下樓。
搶快＝點閱／收視率？
「寧殺錯、不放過」的搶快邏輯，已是台灣媒體圈的潛規則。支持這樣的亂象不斷繁衍、
「生生不息」背後的產製邏輯就在於：越快，越有點閱／收視率。這樣的思維，或許古已
有之，但進入網際網路傳播時代，現況愈加慘烈。
今年4月，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公布了媒體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從2013至14年，透
過手機與網站閱覽的數位化新聞資訊，總收入高達500億美元。但這塊廣告大餅並未流向
媒體，而是進了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雅虎（Yahoo
）與美國線上（AOL）幾家托拉斯的口袋裏。其中臉書更是獨占鰲頭，囊括媒體數位訊息
廣告量的24％。
聚焦回華文世界，在台灣，2014年網路的廣告量成長11％，此前兩年也同樣以二位數成長
，儘管大半廣告收益一樣被上述幾家托拉斯壟斷，但為了因應網路世代閱讀資訊與傳播訊
息的模式，各家媒體仍舊不遺餘力搶攻網路市場。
財務情況相對公開的《蘋果日報》集團對這股媒體變革大潮，鉤勒出了比較清晰的輪廓：
根據2015年3月壹傳媒集團發布的財務報告，集團總營收降到25.26億港元，年度減幅9.5%
；但數位事業卻在2014年首度轉虧為盈後持續上升，營收6.47億港元，增幅達到77%，獲
利年成長率高達311%。
在紙媒部分，台港兩地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營收年減率從17.9%到24.6%之間。
在數位平台收入快速攀升，紙媒下挫的趨勢下，媒體報導，香港與台灣的《蘋果日報》，
分別在2013年第1季和2015年第2季出現交叉，也就是數位平台收入超過紙媒。
「網路市場與流量有關，只要你一直推陳出新，流量就會越來越高。」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教授劉昌德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分析，為了餵養流量，新聞的速度與數量跟着增加，同時也
改變了新聞產製的流程和新聞內容。
以前記者的工作像是「貓抓老鼠」，等待半天捕獲一隻大獵物；但現在卻像「打地鼠
」，哪邊有動靜就要趕快反應，大海撈針般地撈着網友會喜愛的資訊，「但多數時間撈到
的只是垃圾。」
《自由時報》工會理事鄭鴻達
內部編輯為了搶快，自己從網路、電視上抓別家媒體的訊息改寫刊出，已經成了常態，卻
經常讓外勤記者不知如何是好。
「這問題已經層出不窮了啦！像每次颱風天，電視台地方記者還在等各縣市宣布隔天是否
停班停課，內部編輯自己就先出快訊。」一樣在電視台工作的小顧（化名）說，最近一次
颱風天，某台新聞跑馬燈搶先出了停班停課的消息，被同業截圖丟上群組，該台記者大吃
一驚。確認狀況後發現，又是一次內部編輯把錯誤訊息當獨家快訊的烏龍。「結果明明不
關記者的事，但他還得在群組裏為造成大家困擾，而跟別的同業道歉。」
電子媒體原本就強調時效，然而，原本在媒體的分工裏，更多擔負「嚴謹」和「深度」面
向的平面媒體，亦在數位平台上被拖進這場「即時風暴」裏。
「有時候電視台出了一個即時快訊，明明是錯的消息，或根本不重要，但主管還會要我們
處理！」一位平面媒體記者感慨，曾經有電視台出了一則「外國人發現台灣路牌英文拼錯
」的即時消息，報社主管立刻打給他要他關注一下，「晚上10點他叫我注意一下（這消息
）！」說到這裏，記者忍不住大翻一個白眼，氣到接不出下一句。
《自由時報》工會理事鄭鴻達感慨道，以前記者的工作像是「貓抓老鼠」，等待半天捕獲
一隻大獵物；但現在卻像「打地鼠」，哪邊有動靜就要趕快反應，大海撈針般地撈着網友
會喜愛的資訊，「但多數時間撈到的只是垃圾。」
以《自由時報》為例，過去處理即時新聞的，只是十幾個人的小單位，隸屬在電子中心底
下。2014年318反服貿學運佔領立法院後，報社實驗性的做了即時轉播，現場記者一天要
發7、8條現場的稿子。那個時期，高層開始嘗到點閱率飆漲的甜頭，和即時新聞對點閱率
的幫助……。」在《自由時報》擔任記者的王禹（化名）說，佔領立法院事件結束後，報
社的即時新聞中心逐步擴充，現在已膨脹成副總編直接指揮的獨立單位，每天早上6點到
凌晨1點、共分3班輪值更新網站內容，「高峰時期，即時新聞中心一天發500條新聞。」
台上講話，台下發稿
另一邊，將即時新聞發展的淋漓盡致的《蘋果日報》，早已獨立設置即時新聞中心，處理
網路訊息、改寫其他媒體的內容。駐守現場的外勤記者則是「台上還在講話，台下已經一
邊在發稿了。」任職於《蘋果日報》的阿中（化名）感慨，前面的人還在講，他就得趕緊
打開電腦，同時打開通訊軟體，「稿子一打完就用通訊軟體回傳。內勤負責收即時的人會
協助上稿。有時正逢發稿尖峰，就會聽見內勤即時的工作人員，訊息聲響個不停，壓力超
大。」
媒體間的即時戰爭，讓搶發即時的狀況更加惡劣，新聞產製流程遭到嚴重壓縮，記者
沒有時間消化新聞內容、進一步追問細節，「現在我們根本只是打字機、發稿機，有聞必
錄而已。」
一位《自由時報》記者
即時新聞成了媒體間的惡性競爭，現在連國家通訊社「中央社」也規定，重要新聞先發即
時短訊。「只要中央社一發，但《蘋果》還沒發，那條線的《蘋果》記者就會接到主管電
話，問他怎麼還沒出。」王禹說，媒體間的即時戰爭，讓搶發即時的狀況更加惡劣，新聞
產製流程遭到嚴重壓縮，記者沒有時間消化新聞內容、進一步追問細節，「現在我們根本
只是打字機、發稿機，有聞必錄而已。」
各家媒體搶發即時，也讓應該是反映真實、記錄現場的媒體，成了胡謅瞎掰的源頭。例如
：有一次某家媒體拿到某政治人物的講稿後，立即先發一條即時新聞，但到了活動開始後
，那名政治人物卻少講了講稿中的一段，結果出現「新聞內容與現場不符」的窘境。更慘
的是，一家寫、百家抄，錯誤資訊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下去。
另一方面，不擇手段的搶快，都是為了衝高點閱／收視率。但是當點閱／收視率成了主導
新聞內容取向的唯一判準後，回過頭也嚴重影響了媒體篩選議題的格局。曾在《自由時報
》即時新聞中心任職的阿德（化名）說，自己每天工作就是搜尋PTT（電子布告欄）、名
人臉書，或是爆料公社這類粉絲頁，尋找能有高點閱率的訊息。「像是『違法行為』、『
偏差行為』和『有爭議』的東西，特別能刺激點閱率。有時這類訊息下面的網友回應很有
趣，還可以再做成一條新聞。」
只是這類訊息來源往往真假難辨，有時甚至是兩年前已在網路上流傳過的資訊。阿德有些
無奈的說，至少在有限的時間內，他會盡量查證。但在即時壓力下，他也無法保證能守住
「資訊正確」這道底線。
「例如之前舒淇參加坎城（康城）影展，《聯合報》出了一篇舒淇國籍遭主辦單位印錯的
新聞，我們看了就照抄，還自己詮釋舒淇在紅毯上高喊自己是『台灣人』。這就是因為沒
在現場，光抄新聞又過度詮釋，加上沒有查證，才搞出這種事。」
政策新聞閃邊，八卦才是王道
表面上許多即時新聞都被冠上「獨家」做為宣傳，其實只是比同業早幾分鐘搶發。媒體主
管則對可能造成高點閱率的新聞，心急如焚的逼着手下記者處理，但真正嚴肅的新聞內容
，反而不受主管青睞。「因為嚴肅議題的點閱率相對不好，久了之後，政治人物的新聞，
我們找的都是有趣、有爭議的梗來寫，至於什麼政策，哼，那個不用啦！」王禹直言，光
看《蘋果日報》網站每日熱門排行榜，前幾名幾乎都是娛樂、八卦等訊息，時間一長，媒
體高層在篩選議題上，也就越往那個口味去了。
追求即時新聞的熱潮打擊了記者對這個職業的信心，媒體主管寧信各種真真假假的網
路訊息，卻對自家記者的新聞判斷缺乏信任。
今年剛成立工會的《自由時報》，理事長郭安家對於媒體搶即時的亂象早已滿腔憤怒，他
批評在點閱率掛帥、即時為王的時代，新聞走勢已經完全受到干擾，遭到虛幻的網友綁架
，為了點閱率追求一些微不足道的訊息。而為了滿足網友的需求，只要網友喜歡，明明毫
無價值或了無新意的訊息，也得加油添醋配上許多廢話，硬是湊成一篇新聞。
另一邊，電視台記者也不時會收到主管訊息，要前線記者處理一些來自「行車記錄器」、
「監視器」的畫面，把這些內容做成即時新聞發出去。「拿到這種東西真的會火大，一台
車去撞分隔島之類的東西到底重要在哪？」過去還會跟主管爭執，拒絕製作這類新聞的秋
芬，在眼看身邊同事逐一離開職場後，她漸漸選擇默不作聲，硬着頭皮處理完這類新聞，
再回去堅守自己的主線。
追求即時新聞的熱潮打擊了記者對這個職業的信心，媒體主管寧信各種真真假假的網路訊
息，卻對自家記者的新聞判斷缺乏信任。秋芬就曾經目睹同事極力爭取留在新聞現場，以
問到更多的訊息，但主管卻認為記者判斷的有價值新聞「很無聊、別家又沒出」，要求該
名記者趕緊前往下一個新聞現場。最後在記者力爭下，主管才折衷讓攝影留下。
結果，那則新聞成了大獨家。「但我實在不懂，為什麼主管寧願跟風做別人已經有的，卻
沒膽做別人沒有的東西？只想打安全牌。」
看着媒體環境荒謬至此，秋芬感嘆：「以前跑新聞，常常會有『今天作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即使勞動條件很差，但這股興奮感總能讓人支持下去；近幾
年，這一點興奮的火花已經越來越少了啊。」
「曾經有一次，政府官員談起一件拖了好久的開發案。那天主管不知道吃錯什麼藥，讓我
去仔細問問當事人。」
《蘋果日報》記者阿文（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回憶，那次訪問完當事人、了解脈絡後
，他卻坐在桌前遲遲無法下筆，「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處理一個這麼完整的故事了，每天
處理的即時新聞都是一些去脈絡的片段、口水。很久沒有寫一篇有人味的文章。」想起這
段故事，阿文神色顯得黯淡，「每天寫即時，記者的能力都被弱化了。」
追「梗」！新聞片段化
除去事件脈絡的即時新聞，在《蘋果日報》被操作到爐火純青。同為《蘋果》記者的阿翔
（化名）說，每一則新聞，內部主管都會要求簡短就好，結果一篇新聞往往只有三、四百
字的篇幅，「前因後果根本沒辦法交代，加上主管又會要求有『梗』的東西，最後就是只
抓有『梗』的幾段來做。」
加上活動一結束，記者就得趕着發稿，即時新聞發完，採訪對象也走光了，想再追問都找
不到人，後頭又有下一個行程得趕。「很多時候你明明覺得可以深入做，但也只能放手。
」新聞只剩表面的說法和片段的內容，阿文和阿翔異口同聲地感慨，這樣的東西根本「既
沒營養又沒價值。」
阿翔口中的「梗」，是表演藝術圈的一句老詞「哏」，意思是吸引閱聽人注意的亮點。在
即時新聞裏，它可能是政客的一句失言、一個酒後胡鬧的莽漢、街頭監視器裏被撞飛的騎
士，或者內衣走光的女明星。但最重要的是，它最終必須要化成一個最能吸引讀者觸動滑
鼠的標題。
為了刺激點閱，只得增加新聞數量，這也讓新聞被分割得相當細碎。「新聞變的多如牛毛
、越做越小，最後就是大事不報。你說主管心裏知不知道嚴肅新聞重要？當然知道。但做
不做？不做。」看着媒體報導越來越趨向軟性、娛樂，同時瑣碎沒營養，壹電視工會理事
長鄭一平無奈地說，嚴肅新聞耗時難做又沒有點閱率，久了主管當然不敢碰。
而另一個更殘酷的現實：當各家媒體都學會改寫其他媒體新聞轉化成自產內容後，「獨家
只能活兩秒鐘，你花這麼多力氣去寫一個專題，馬上被別人抄去，抄的點閱率還比你高，
久了主管當然覺得專題、深度報導的投資報酬率很低。」阿文看着遠方幽幽說，「我好羨
慕雜誌記者可以好好採訪一個題目喔……」
電視台為了增加新聞量，甚至也開始出現「假live」（假連線）。
縮時、增量，讓媒體大量依賴網路訊息，這樣的做法同樣拉低了新聞品質。一個最近的著
名例子是今年8月17日晚間曼谷發生大爆炸，這起舉世關注的意外，讓台灣媒體陷入瘋狂
的即時新聞戰。而且不論單位，全數動員，只要和曼谷爆炸有關，撿到籃子就是新聞。
就在爆炸發生隔天傍晚，台灣《蘋果日報》由地方中心發出一則打着「獨家」字樣的「即
時新聞」，〈曼谷炸彈客疑犯落網 泰警追動機、同夥〉甚至還有讀者提供了這名「疑犯
」的照片。但放眼全文，所有的消息來源只有一位「泰國當地知情人士」，除此之外，沒
有任何的再查證訊息，整個後端的把關、編審機制在「即時」的壓力下完全被架空、繞開
，形同虛設。
不久之後，果然證明這起「世界大獨家」是一條烏龍新聞。雖然《蘋果日報》之後用另發
「澄清」新聞的方式，更正了先前的報導。但這則新聞本身，直到筆者寫稿這一刻為止，
都還在壹傳媒集團的網路上查得到。
同樣體現後端把關失靈的事件，還有《自由時報》電子報版刊登了記者鍾智凱撰寫的〈李
艷秋其實是A書女主角〉。這起公然辱侮一位女性公眾人物的案件，《自由時報》社方最
後以報導記者記大過，核稿編輯和副總各記小過兩支和一支向社會交待。
評論者黃哲斌在個人臉書上針對本案寫道：「此事反映『即時新聞』軍備競賽帶來的土石
流效應，競相追逐無意義流量的結果，就是將岌岌可危的媒體公信力，一腳踢下懸崖。…
…始作俑者的《蘋果日報》與其他跟隨者，難道不應重新認真思考『即時新聞』的真正意
義，及其危害威脅？」
與此同時，電視台為了增加新聞量，甚至也開始出現「假live」（假連線）。「有天我看
到新聞台在播一個『行車記錄器』畫面，然後記者配音講解。這則新聞最後居然說是live
，live在哪裏？根本是看圖說故事啊！」已有8年資歷的電視台記者阿顧（化名）說，過
去live是用在緊急事件上，「我曾經半夜接到主管電話，要我趕去醫院採訪。衝到現場時
，簡直就像接力賽，一邊接過耳機一邊跑，耳機那頭還聽到棚內導播急着催我就定位。等
到上氣不接下氣的就定位後，你還得1秒掌握狀況，立即講解現場。」
回憶起過去做live的刺激，阿顧眼神發亮地說，那才是考驗記者實力與應變能力的戰場，
也才是「真正的」即時新聞。但現在的「假live」，阿顧早已說不出那到底算不算新聞，
更遑論記者能從中展現什麼價值了。
KPI，被量化的記者
即時新聞當道，改變了評價記者的方式，長久以來認定一個「好記者」的標準大半被顛覆
、改寫。端傳媒取得了台灣聯合報系考核記者的「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 ）：
1.即時新聞及格則數：每月20則
2.同時以獎勵方式，鼓勵即新聞加配圖及影音：1則即時加照片，可抵2則文字即時；1則
即時加影音，可抵3則文字即時
3.影音新聞，每月2則。
4.獎勵：由聯合新聞網及各報即時新聞處理負責人呈報，檢驗指標包括速度、角度、完整
性及點閱率。
提供這份KPI材料的記者，對它的評價簡單而直白：「搞得記者人在新聞事件現場，又要
忙着採訪筆記、又要搶發即時，還得分神拍影音。」
聯合報系是最早設定完整的即時新聞KPI的傳媒機構。其他如《中國時報》和《蘋果》均
未有一定標準，但前線記者不時就會接到來自即時新聞部門的指令；《自由時報》則別出
心裁，不以「則」，而是以「每月6萬次點擊數」作為標準。
網路媒體在這波爭奪點閱率的戰爭中，一樣傷痕纍纍。
2011年開站的東森新聞雲（ETtoday），或可說是台灣的網路媒體中，經營的相當有聲有
色的一個。小童（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說：「我們每個組都會被要求每週、每月要到
達一定點閱率。像是影劇組，每個人每月都要達到總點閱率1千萬才行。每週開會都會檢
討，點閱率最好跟沒達到標準的都會被抓出來講。」除了檢討點閱率總數，公司內部也會
分析點閱率攀升的時間點，滾動式的調整發稿時間來刺激點閱率。
小童說，網站營收與點閱率高度相關，因此，公司內部對於點閱率變動相當敏感，對於吸
引讀者也相當有一套。「公司的口號就是『讀者只有3秒鐘』，在這種企業文化下，旗下
記者也練就一身相當會找梗的功力。」
在公司高層為了點閱率而改變許多政策後，她的工作變的不堪負荷。自己手上老卡着
一堆專題和專訪，覺得事情永遠做不完。一開始對於工作的熱情，早已蕩然無存。
網站的點閱率相當依賴Facebook（臉書）推播，「所以當Facebook變更運算模式，每20分
鐘發1則都不夠了以後，只能越發越多。為了搾乾記者的能量，我們改變記者計算KPI的模
式。」當時每個記者的工作下限是每月最少100則新聞，影劇、要聞和體育中心每一組每
月要有20則以上的專訪、還得處理影音，更被要求半年內粉絲業按讚人數得有所成長。
回首進入新聞界之初，小童記得自己一開始很快樂，追逐新聞的刺激讓她很有收穫，每天
都想工作，有時甚至晚上回家還會寫稿。但在公司高層為了點閱率而改變許多政策後，她
的工作變的不堪負荷。自己手上老卡着一堆專題和專訪，覺得事情永遠做不完。一開始對
於工作的熱情，早已蕩然無存。
曾在網路媒體NOWnews任職的阿凱（化名）說，自己當時的工作量，一天最少發8則新聞，
「每天早上6點起床，先看一下早報，整理別家媒體內容就先發1則新聞。加上你同時得顧
好幾場活動，所以我以練就一身『在A現場處理B現場新聞』的能力。這邊台上的人在講話
，我電腦在整理另一個記者會的新聞，耳朵還能自動抓出有梗的對話。」
當記者的日常工作逐漸以「數量」和「時效」取代了「品質」時，報社經營層要求記者以
有限人力作無限的事，前線記者的勞動條件快速惡化。
「我曾經在同一天，因為1則即時新聞接到4個單位主管的來電。」阿翔苦笑着說，由於《
蘋果日報》底下有「網路即時」和「動新聞」，加上那天經手的新聞確定會登上隔天的紙
本，還有自己單位負責的「動即時」，因此4個單位的主管分別打給他詢問內容細節；「
因為每個單位需求不同，像動新聞那邊就要跟他們講解圖要怎麼做。同一件新聞情節解釋
4遍，解釋完我都累了。」
阿文也說，自己每天處理紙本的內容，還要不停發即時，每週還得報專題，每天平均工時
超過10小時，「但我從來沒領過加班費。」
「選舉期間更誇張，我們還得輪班盯着政論節目，以防政治人物在上面突然宣布重要訊息
。睡前再檢查一下政治人物的Facebook，看看他/她有沒有講什麼重要的東西。」《自由
時報》記者王禹（化名）垂着頭說，一天幾乎工作12小時，工時過長，卻又只是瞎忙的日
子，讓他快要喘不過氣。
爭權益！勞資關係緊張
工作繁重與工時長，讓線上記者叫苦連天，不少年輕一代記者共組「媒體勞動權益小組」
開始關注記者作為勞工身份，應該享有的勞動權益與保障。2014年小組以問卷方式邀請記
者自我填寫，了解記者這行究竟會衍生出哪些疾病。回收後的155份問卷中，小組發現「
脊椎側彎」、「腸胃毛病」名列記者常見疾病，而在通訊軟體越來越便捷的年代，記者更
經常出現幻聽、焦慮等精神疾病症狀。
「每次Line一響，你都會以為是不是有即時新聞自己沒跟到，主管傳訊息來罵人了，身體
馬上進入備戰狀態。」《自由時報》工會理事鄭鴻達說，更慘的是，打開手機一看，如果
只是家人朋友傳的訊息，他還會忍不住生氣，心裏想說：「沒事不要傳訊息來好不好！」
不少記者則是手機放在口袋裏，老是幻聽以為它在響，時不時的拿起來檢查一番。媒體過
度血汗已是同業間心照不宣的秘密。
2014年底地方縣市首長改選，新上任的台北市政府團隊點名媒體業作為第一波勞檢對象。
一檢查才發現，第一波受檢的34家媒體全數違規，最常見的違規項目包括：未依法給予加
班費、工時超過12小時、缺乏勞工出缺勤記錄等。最後，罰金總計竟高達1600萬元。
為了明確記錄工時，隨後勞動部也推出「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明訂像
記者這類不在辦公室工作的勞動者，若遇上超過法定工時的加班，「應記載交付工作之起
始時間。勞工可自行記錄工作起訖時間，輔以通訊紀錄等送交雇主補登」，以便記錄實際
工時長短。
但面對工時爭議，不少媒體也紛紛推出因應之道，「像《蘋果》一開始是要我們自己填上
下班時間，但內部要求你工時只能填10小時，就是造假啦。現在則是有個『壹卡鐘App』
讓記者打卡，同時打開衛星定位，讓公司知道你人在哪邊。」阿翔說道。
能否真實的記錄工時，維持記者的勞動權益，1997年成立的獨立媒體「苦勞網」創辦人之
一的孫窮理強調，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風氣中，若要能逼迫資方確切認定記者工
時，或許得依靠工會和廣大的「內部吹哨者」，一次又一次的檢舉個案，逼迫媒體高層妥
協。而勞檢結束後，東森電視台與《自由時報》也陸續組成工會，開始從內部監督資方。
在這場追逐即時新聞、新聞品質惡化和勞動條件低落的惡性循環中，早已有不少人選
擇離去，但卻也有人繼續駐守原地。「因為記者工作是我的興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樣，你
想當投手、卻只能當外野手，但至少你還是在打棒球啊。留在這裏，至少我還是在做我有
興趣的工作吧。」
一名《蘋果日報》記者
不過這波媒體產業間的勞資爭議，卻也讓不少年長的記者感到困惑，一位資深媒體人就曾
私下抱怨，當年他們還得晚上回報社把稿子寫在稿紙上；有時與機關首長應酬到三更半夜
，回到報社趴在馬桶前一邊吐一邊寫稿，也沒見過要爭取工時與勞動權益，如今的年輕記
者是否忘了這個行業的熱情與靈魂？
媒體世代間的差異，凸顯在新聞產製的轉變上。一位記者就曾反駁，「過去的記者可能一
天12小時都在做有意義的事，但現在的記者卻是一天12小時中，11個小時都在做一堆爛事
。」加上過度的勞動狀況影響了記者的勞動品質與價值，許多年輕記者期待的是透過約束
勞動條件，回頭逼資方重新思考有限資源下的人力分配。
不過這樣的期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悲觀的認為，媒體高層依舊會想到其他方
式來生產大量的即時新聞，頂多只是減少剝削記者；但高層若是以大量聘僱工讀生來製造
即時新聞，新聞品質也不一定會提升。如何守住勞動條件與新聞品質，將會是工會未來的
考驗。
在這場追逐即時新聞、新聞品質惡化和勞動條件低落的惡性循環中，早已有不少人選擇離
去，但卻也有人繼續駐守原地。「因為記者工作是我的興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樣，你想當
投手、卻只能當外野手，但至少你還是在打棒球啊。留在這裏，至少我還是在做我有興趣
的工作吧。」《蘋果日報》記者阿中（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悠悠望向遠方，緩緩地
說出這段話。
她寬大的墨鏡下緣幾乎和口罩上緣接在一起，這意味着她大半張臉都已經被遮住，即使直
視鏡頭，也不可能被認出來。縱使如此，照片上她依然垂着頭，視線看向右下方，和照片
另一邊的《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總編輯馬維敏輕鬆自然的笑容大相徑庭，她和兩位《
蘋果日報》高管握手的姿勢，也顯得勉強而不自然。
這是一場「頒獎典禮」的報導，頒發的是「爆料拿獎新台幣200萬」的揭曉典禮。這名Y小
姐因為向蘋果提供了一段清晰、完整的「八仙塵爆」現場影音，事發一瞬間的傷者四散奔
逃的影像，以及驚嚇尖叫的聲音清晰可聞。這支「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影音，一天之內超
過269萬次點閱，獲得了「單月最高」及「單週最高」兩項獎勵，共得到新台幣220萬元獎
金。
為了想在24小時發生的即時新聞大海中撈針，《蘋果日報》推出「爆料拿獎金」政策，鼓
勵一般民眾提供爆料訊息，一般提供影像有新台幣2000元獎金，照片新台幣1000元。但爆
料內容如果能大量吸引點閱，《蘋果日報》還有豐厚的獎金，Y小姐獲得的就是這份大獎
。
爆料拿獎金 新聞倫理堪憂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作法有點爭議，有點像是花錢買新聞，但高層解釋，這是為了讓民眾
累積對我們的信任，以後發生大事，他們也會第一個想到我們。」但對於高層的說法，《
蘋果日報》記者阿中（化名）對端傳媒說，他心裏仍抱有疑問。
早在蘋果推出「爆料賺獎金」活動時，《蘋果日報》工會就曾經因為這項活動涉及嚴重的
新聞倫理問題，公開聲明反對。聲明中說，讓爆料成為賺取金錢的手段，造假、濫爆等問
題勢必浮現且恐難控制。
工會在聲明中強調，依新聞產製流程，所有爆料均仍須靠第一線記者進一步查證後才能刊
登，以暴利吸引民眾大量爆料，不僅扭曲新聞本質，更打擊辛苦採訪、查證的記者士氣，
更將讓已處於過勞環境的記者工作負擔更重。
工會呼籲《蘋果日報》管理層三思，停止這項活動。但高層並沒有採納。
隨着這項政策的推出，線上記者更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因為高層要求，只要有人爆料，線
上記者就得處理。阿中說：「曾經有同事同一天接到好幾則爆料，只好打去問官員回應。
但很多爆料內容都是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問久了官員也會動氣。像有次他晚上10點多又
是為了這種雞毛蒜皮爆料，打給官員問回應，結果對方不耐煩地說：『這種事你也要問？
現在都幾點了？你沒家庭我有家庭好嗎？』記者只能摸摸鼻子道歉。」
記者人力固定，但媒體卻沒有因應閱聽者對資訊即時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工作
流程。固定的人力處理無限的事，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每況愈下。
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
曾因休假問題，差點發動罷工槓上資方的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也難掩氣憤地說，主管
常常滑着手機看到一條消息，就想也不想的要前線記者去確認，「但每個時段的記者人力
是固定的，他要插一條進來，但原訂安排要做的還是得做，記者工作量就會增加。更讓人
生氣的是，常常兩組SNG（衛星新聞轉播）派過去，消息卻根本是錯的！沒那件事！你說
會不會氣死人？」
鄭一平的批評指出一個重點：記者人力固定，但媒體卻沒有因應閱聽者對資訊即時的需求
，設計出一套合理的工作流程。固定的人力處理無限的事，讓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每況
愈下。
是什麼樣的策略思維讓《蘋果日報》決策高層如此鐵了心，無限期支持「爆料換流量」？
台灣公共電視台資深研究員何國華在2014年7月發表了一篇報告《聯合報和蘋果日報的轉
型驅力》，文中訪問了台灣《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這位即時新聞的操盤手直截了當地
說：網路閱讀行為和報紙不同，網友有興趣的內容，網路即時新聞就要報導。
廢文＝生存之道？
報告引述陳裕鑫認為《蘋果》的策略是「要，就全部都要，不要把『廢文』市場讓給別人
。」
所謂「廢文」，一般指的是沒有公益性、缺少新聞價值，瑣碎而沒有意義的報導。近年來
《蘋果》即時最著名的廢文，可能要算是一則藝人歐陽妮妮早上穿外套發現口袋裏有新台
幣200元的「即時新聞」。
但陳裕鑫認為，「雖然有人認為廢文不符合主流想法，但不做就是死路一條。」「廢文不
是《蘋果》的攻擊策略，而是防守策略，少了這道防線就是死路一條。」
陳裕鑫說，藉着這樣的策略，「其他網站連抄都來不及抄，流量成長也就不如《蘋果》，
因為我們提供多元原創內容。」所謂「多元」，就是「專業的要更專業，快要更快，廢文
要更廢。」
「靠網路訊息或民眾爆料刺激流量，短期來看好像有效，但就商業邏輯來看，一個媒體沒
有特色，大家做的新聞都越來越像，甚至和內容農場沒有兩樣，廣告主為什麼要下廣告在
你這裏？」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強調，讀者或許一次兩次會被
騙進來看，但久了之後，就不會再信任這家媒體。媒體不思考如何做出差異化的內容，讓
自身有區別性，最後只會走到死胡同。但台灣媒體在面對網路時代的浪潮，以及伴隨而來
的廣告營收下滑時，卻已亂了方寸。
讀者爆料，難道只能生吞活剝地拿來賺點閱率嗎？顯然不是如此。
過去媒體製造單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必須改變。……只靠持續追求即時新聞來滿足閱聽
人，只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盲目狩獵。累死記者，也讓新聞品質下降。
網路、社群與媒體產業間關係在近十年內產生重大變革，過去作為主要資訊提供者的媒體
，逐漸轉變角色，與公民建立起平起平坐的合作關係。而透過公民提供訊息，讓媒體有能
力掌握24小時、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新聞事件。
2005年英國倫敦地鐵爆炸，彼時英國廣播公司（BBC）收到兩萬多封電子郵件，三百多張
照片，以及爆炸時的影像檔案。BBC認可這些民眾訊息有報導價值，將之用在報導內容中
。地鐵爆炸案開啟媒體與民眾的頻繁合作序幕，此後BBC每天都會收到上百封民眾提供的
訊息。
2012年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所屬的「陶氏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出版了一份重要報告《後工業新聞》（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3位作者分別是陶氏中心主任Emily Bell，紐約市立大學媒體文化系的
C.W. Anderson，以及新媒體倡議者Clay Shirky。
報告指出一個重點：過去媒體製造單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必須改變，他們稱之為「可介入的
工作流程」（hackable workflow），「內容不再是只使用一次就丟掉，而是不同層次的
再運用」。在這個流程中沒有一個最終產品，而是這些素材可以不斷地被加工、加入新元
素，成為不同形式與內容的產品。這樣才可能滿足行動數位時代閱聽人隨時需要資訊的需
求。
否則，只靠持續追求即時新聞來滿足閱聽人，只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盲目狩獵。累死記者，
也讓新聞品質下降。
與民合作 新聞製產新模式
在國外，不少老牌媒體都早已積極投入與民眾合作的新聞製作模式，例如有線美國電視新
聞網（CNN）設置專屬的公民新聞平台──CNN iReport，鼓勵民眾提供新聞素材，之後更
設立了公民新聞獎“iReport Award”。英國《衛報》則是在經歷幾次重大事件後，發覺
民眾提供的資訊能促成新聞報導的突破，因此成立了“GuardianWitness”，不但鼓勵民
眾提供訊息，也會主動設定議題，再邀請民眾提供資訊，並從中製作新聞。
之後更與電信業者合作，推出“EE Guardian Witness”，作為全世界第一個公民記者行
動軟體。不只是邀請民眾提供素材，“EE Guardian Witness”背後有一組專業編輯領軍
，設定互動主題、邀請各地民眾採寫即時新聞。
「不過國外大型媒體並不會去競爭『即時新聞』，對他們來說，那是小報在做的，他們的
品牌區隔在於深度報導。面對網路崛起和科技進步，他們思考的是如何運用技術改變報導
形式，而非內容。」劉昌德說道。
不幸的是，台灣科技與經濟並沒有同步發展，加上過去文人辦報的風氣已衰弱，現在的媒
體經營者往往只是生意人，少了將新聞產業視為文化一環，只把媒體當成商業。優質新聞
發展協會理事長、中正大學社科院副院長胡元輝說，在經濟疲軟的前提下，台灣媒體高層
又沒有理念支撐，在投資上只會越趨保守，最後以縮減人力和便宜行事的手段，應對外在
環境的改變。因此在台灣，公民與媒體的合作模式，只建立在「爆料」層次，而沒有更加
良性的成長。
新聞環境就像台灣的電視產業，十年間老闆不願投資，節目品質低落、人才外流，惡
性循環加劇，但觀眾對於優質節目的需求並未消失，只能向外尋求。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
如何遏止媒體環境持續惡化？胡元輝認為，媒體的工會應成為第一道防線，「媒體從業人
員的勞動價值和勞動狀況在現況下越來越糟，除非透過工會要求資方重新分配資源，將人
力投資在好的報導上，否則只會爛下去罷了。」
1997年成立的老牌獨立媒體──苦勞網，當年創辦人之一的孫窮理也直言，工會必須考慮
媒體環境惡劣下的外部問題，「現在媒體會用大量的工讀生來抄網路、改新聞，擴充即時
新聞的量。久了以後，老闆難道不會覺得：『我養工讀生就可以做的事，養記者幹嘛？』
」不阻止環境繼續惡劣，讓新聞產製重回生產有品質的內容上，或許有一天，記者的工作
都將被全面取代。
另一方面，胡元輝認為，一個相對優質的「對照組」，或許可成為刺激主流媒體改善的契
機，「像是透過政府以基金會方式提供補助，讓優質新聞能取得資金。另外政府投資公共
媒體也是一條路徑。」
而台灣這幾年蓬勃發展的非主流媒體，也的確是對主流媒體弱化的反思和回應，許多重大
事件中，非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與深度報導內容，都讓它們擴大自身的觸擊率。例如
近年因為食品安全議題，讓深入報導農業、食安的非主流媒體「上下游」受到許多重視。
非主流媒體選擇以相對有限的人力資源，深掘議題各種面向的報導方式，逐步建立起品牌
的獨特性和支持度，走出不與主流媒體搶攻流量的路。
孫窮理分析，「近幾年台灣幾個非主流媒體的募款能量，加上近期出現以群眾募資方式成
立的新興媒體，加起來幾乎能得到新台幣1千萬上下的資金。而要能對主流媒體產生壓力
，就要看非主流媒體有沒有能耐撐起這片市場，並且擴大募款能量。」
不過孫窮理也提醒，近年的重大社會爭議，雖然讓非主流媒體的能見度提升，但也標示出
非主流媒體與政治版圖變動間的因果關係──對於執政團隊的不滿，反應在支持深入報導
政府缺失的非主流媒體上。但是，若當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後，非主流媒體是否還能獲得
支持，抑或在議題上是否還能維持一貫的批判立場，都還有待觀察。
當然，不論是強化工會談判能力，或者提升非主流媒體的影響力，仍需要時間經營；只是
，現時媒體高層不願投入資源，媒體環境持續惡化，卻已刻不容緩。劉昌德感慨，新聞環
境就像台灣的電視產業，十年間老闆不願投資，節目品質低落、人才外流，惡性循環加劇
，但觀眾對於優質節目的需求並未消失，只能向外尋求。如今新聞產業也已走上影視產業
這條血淋淋的路。能否捱過寒冬，多數記者心中早已不敢抱着期待。
端百科 :
內容農場
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是指圖謀網路廣告等商業利益的專業公司，以取得網路流量為
主要目標。內容農場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手段，大量、快速的生產品質不穩定的網路文章
，並會針對熱門搜索關鍵字，以人工或機器製造大量網站內容的手法欺騙搜尋引擎，使他
們製造的網頁能夠優先出現在搜索結果的前段，進而提高點閱率及滿足客戶搜尋引擎優化
需求，或是藉大量的點閱流量圖謀網路廣告收益。內容農場製造的文章，多半低素質、不
具參考價值，而且摻雜着許多廣告式的連結，數量多時，每日可生產數千篇。內容農場雖
有爭議，但支持者認為，從商業角度來看，內容農場通常根據搜尋引擎關鍵字分析來指派
作家的寫作內容，這些關鍵字代表了「真正的市場需求」，這是傳統新聞業所缺乏的。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陶氏數位新聞中心
陶氏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於2010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新聞學研究所成立，透過研究與課程、教材的研發，幫助新聞從業人員、新聞組織及新
聞學領域的教師、相關媒體領域的政策制訂者，理解與適應數位化潮流與新的數位科技如
何影響與改變新聞產製與新聞閱讀的方式。2015年初，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宣布，
接受長期合作的奈氏基金會（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高達300萬美
元的贊助，擴大創新新聞室的研究計畫，以發掘新聞學與變動科技間的關係，讓新聞從業
人員與教育者能夠符合未來的資訊需求，最終能在快速演變的資訊生態系統中強化新聞工
作力。有了奈氏基金會的支持，陶氏中心被視為數位新聞實務與研究領域的先驅。
（資料來自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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