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影廳裡的紀錄片觀察者——專訪TIDF影展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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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TIDF 還資深：資深影迷陳助教
1998年，彼時「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現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甫成立，雖然可以從
影展手冊及相關報導中一窺當時盛況，然而，有關最初幾屆影展現場放映的實際情況，其
實我們所知甚少，亟需仰賴曾經坐在台下的目光，一齊映射、拼湊出影展初生時的樣貌。
所幸，在觀眾無數的影展人海之中，始終有一個身影，默默地以自己的雙眼，記起TIDF歷
年來的點點滴滴。
「假如說你對我沒印象，就表示你影展跑得不勤快，因為我影展算跑得勤快的！」初次見
面，陳助教就問我們有沒有在影展中見過他，如此自信的開場白，正是專屬於影迷之間的
獨特問候。對於國家電影中心的職員而言，他是自國家電影中心的前身「國家電影資料館
」尚未成立，還只是「國家電影中心圖書館」部門的年代，就已是長期固定會員的老朋友
，因為時不時就提著安全帽出現在辦公室向大夥兒寒暄問暖，而有著「安全帽叔叔」的暱
稱；至於對勤跑影展的朋友來說，這號時常出沒在各大影展的人物，很可能是你最熟悉卻
又陌生的身影。
有別於近期才透過紀錄片影展認識紀錄片的年輕觀眾，陳助教早在紀錄片影展成立以前，
就已經在電影圖書館及金馬獎國際影展，接觸到當時臺灣觀眾較不熟悉的紀錄片。細數頭
一回接觸到紀錄片的時間點，陳助教就像是人體電影圖書館，迅速而準確地搜尋腦海中每
個意義深刻的數字，列成一串詳盡的觀影年表。
陳助教指出，在1980年代，也就是TIDF創立的十年以前，除了金馬影展有零星的紀錄片選
片以外，幾乎沒有以紀錄片為主體的群體放映。直到1986年，當時電影圖書館每月會舉辦
會員活動「電影欣賞」，一次由剛返國的李道明老師主持，首次將館藏的紀錄片有主題地
規劃成講座專題，可以說是國內觀眾接觸紀錄片的濫觴。陳助教甚至還清楚地記得，他就
是在這個機緣之下看了美國同志運動史上的重要紀錄片《哈維米克的時代》（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談及對第一屆TIDF的印象，陳助教一語道出關鍵：「國際影展不會邀請這麼多作者到台灣
，可是紀錄片雙年展邀了很多作者。」這項廣邀影人來台的創舉，後來成為紀錄片影展堅
持的傳統，使得TIDF成了影迷朋友口中「地表最多QA的影展」。不過，陳助教也提到，第
一屆TIDF有一點最為人詬病，那就是大部分片子的放映場地並非專業影廳，而是在百貨公
司的頂樓。他指著新聞照片中排滿椅子的平面樓層，抱怨著常常被前排的觀眾擋住視線，
到了映後座談的時間還得起身移動到另一個空間，雖說是一次不成熟的策展所致，卻也意
外成了深刻的影展記憶。
首屆影展尚無明確的主題與選片方向，到了 2000 年第二屆TIDF，則是選進了多部紀錄片
影史中的經典，像是《北方的南奴克》（Nanook of the North），陳助教打趣地形容，
那年的經驗就是「教科書上面的標一標就看不完了」，藉此機會一覽大師作品。然而，問
及紀錄片影展影響他最深之處，陳助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2002、2004年由王派彰、吳俊輝
等影像運動協會的成員所策畫的兩屆影展。
自從2002年的影展喊出了「跨越真實」的主題，選片的作品不再侷限在傳統的紀錄片拍攝
手法，反而納進了許多片長特長的片子、實驗片、動畫片等等，甚至連阿比查邦（Apicha
tpong Weerasethakul）半紀錄半劇情的作品《正午顯影》（Mysterious Object an Noon
）都名列其中。陳助教清楚地記得，當時他看到頗具爭議的《正午顯影》出現在片單之中
時，還激動地向王派彰說：「喂！大哥啊！這個是商業片耶，你把他拉進來？」不過也因
如此，許多在這兩屆放映過的片子，他都特別印象深刻，如荷蘭大導演 Johan van Kueke
n 以攝影機直面自己癌末、邁向死亡的《漫漫長假》（The Long Holiday）。陳助教認為
，紀錄片影展就是在這兩屆時逐漸打破紀錄片的藩籬，不斷地挑戰觀眾對紀錄片與真實的
認知，就算常有「啊這部片，這部片算紀錄片嗎？」的質疑也無所謂，因為身為閱影無數
的忠實觀眾，最為樂見的，無非是影人持續顛覆影像、紀錄本身，予以觀眾嶄新的衝擊與
思考。
小 Can 的「上山」：台中忠實觀眾
很多年輕一輩的觀眾，雖然知道TIDF曾有一段在台中扎根的日子，卻難以從書面資料、
輔以想像在腦中重建當時的種種光景。直到與這位從大學開始就定居台中的資深TIDF觀眾
小Can對談，我們才有機會爬梳那些曾經錯失的精彩時光，並聽著她述說因紀錄片疊累出
的豐厚人生時，在心中對「觀眾」一詞的定義進行了一場顛覆性的思辯。
當遇上2006年到2012年TIDF在台中舉辦的期間，小Can對於紀錄片的熱愛便完完全全地展
露在「向老闆請一整個禮拜的假看影展」、「若離職了先看完影展再開始找工作」、「跑
完太魯閣馬拉松當天直接衝回國美館看德國紀錄片《Seven up》系列最後一集」……等等
為了TIDF排除萬難的舉動中，白天瘋狂看片堅守死忠觀眾的本分，晚上搖身一變成為最稱
職的東道主，為游惠貞、黃信堯……等影展工作人員好友們送宵夜，甚至提供住宿給來台
中看片的朋友，「影展到了，把時間空出來，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一個習慣」，她漾著一抹
幸福微笑的說那是兩年一次的例行公事，「每一屆都等著這群朋友因TIDF聚在一起，然後
再不斷的討論片子，很充實、開心。」
當時TIDF也藉由國美館場地的特點及鄰近文化中心的優勢，策劃了不同媒材與形式的展覽
或進行多點聯映，讓許多路過的民眾能與紀錄片巧遇，導演肖像牆展出、與朋友坐在草坪
上吃鹹酥雞觀賞戶外放映的點滴，如今都成為小Can口中「超酷」的回憶。
TIDF回到台北舉辦後，對小Can來說看片的距離遠了些、時間成本多了些，且常常會因想
起流失了一群好不容易培養、齊聚起來的台中觀眾而感到惋惜，但TIDF成為常設單位、策
展團隊能夠固定下來其實是她更樂於看見的，「影展不用每屆重頭來過，會越辦越好，是
靈魂在傳承的感覺。」
本著對紀錄片的熱愛，小Can除了在台灣透過TIDF、公共電視等平台接觸紀錄片，也曾多
次遠赴中國雲之南獨立影像展、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除了一窺世界上最新、最優秀
的作品外，也意外地經歷過如人權議題影片突然被中國官方禁播，而跟著主辦單位偷偷轉
移陣地繼續放映的心驚膽戰，或是當山形影展志工對自己說著「歡迎回來」時的深刻感動
，還有與TIDF策展人林木材的初次相識。但她仍慚愧的說因為每次都太認真在看片，「關
於山形至今我只認得從車站到放映場館的那條路。」
「透過TIDF其實就是在看這一兩年世界上的變化，有很多看世界的方式是我從這邊得到的
，也有很多想法是我看完之後被翻轉的。」同時身為社會運動老鳥的小Can，長久下來也
從紀錄片中汲取許多養分，朋友甚至曾因此找她共同舉辦了小型的人權影展。她一派自信
的說著「計畫」和「意義」從來都不是她人生中的重要命題，但只要是喜歡的事情，來到
眼前絕不放過，對小Can來說生活唯一宗旨就是「有山就要爬，有紀錄片就要看，有抗議
就要參加。」
問及未來還希望在TIDF看到什麼時，小Can毫不猶豫的表示自己「並不是希望能看到什麼
，而是在期待著」，流露出對影展的信任，她相信策展團隊、紀錄片一定能繼續帶自己去
經驗全世界。
採訪後記
就在分別訪問了陳助教與小Can之後，一方面感謝他們替我們補足了前四屆與台中時期的
影展面貌，更驚喜地從這兩個互不相識、卻同為TIDF忠實觀眾的受訪者身上，看見了許多
影迷專屬的共同特質。
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曾經主張，運動員、小販、觀眾這三種參加運動會的人之中，「
觀眾」是最偉大的，觀眾不為名、不為利來到這裡，靜靜凝視著一切的過程，既是沉靜的
觀察者亦是思考的哲學家。小Can熱情又沉靜地走進紀錄片一幕幕的真實中，選擇敞開自
己、積極地以生命回應，雖自始至終只是一位紀錄片「觀眾」，但關於觀眾的哲學本質或
許已體現在她日常生活中。
而在訪談陳助教的尾聲，他翻著影展手冊末頁的工作人員名單，他一邊笑著念著那些他熟
悉的名字，王派彰、吳俊輝、陳明秀、何怡、黃茂昌……（多為影像運動協會成員），像
是與老友們一一打招呼，甚至驚訝地發現自己也名列其中。原來，有一回他幫影展辦公室
組過電腦，沒想到竟被列在資訊顧問的職位，十幾年後的今天才赫然發現。回想參與TIDF
的過往，陳助教還感性地提起了幾位同樣默默支持著影展的觀眾，吩咐著我們要是有空也
一定要和這幾位觀眾朋友聊聊。
就在陳助教感嘆著影迷之間因影展牽起的十幾年交情何其難能可貴之時，我想起小Can回
憶因與全景工作室登山而愛上紀錄片、替影展工作人員們送宵夜時熱切快樂的神情。誠如
陳助教所言，「紀錄不僅是紀錄到對方，也紀錄到你自己本身」，紀錄片影展不僅紀錄了
紀錄片放映的歷程，更紀錄著每一位觀眾親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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