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的故事：故事外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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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好萊塢，連帶影響傳統鉅片退陣，
院線除了靠獨立片商耕耘，經典舊片也回籠上映。
有趣的是後者也非美國專利，從日韓到歐陸經典都沒缺席。
德國名導溫德斯（Wim Wenders）執導的《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
也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以數位修復版重現。
本片描述一名住在德國的錄音師收到導演老友的求救信，
於是風塵僕僕一路巔簸地抵達里斯本卻找不到人。
他從被留在公寓的無聲膠卷下手，想像並尋找出聲音的源頭，影片因而帶點偵探趣味；
同時又被在同棟公寓排練錄音的樂團美聲所吸引，愛苗也在他與女主唱之間悄悄探出。
都說這是溫德斯最有「娛樂性」的電影，應是美景、音樂、愛情、懸疑共同催化的結果，
但拐個彎也幽默暗示他的作品大多不太好消化。
《里斯本的故事》完成於 1994 年，當年里斯本膺選為歐洲文化之都，
葡萄牙原是邀請溫德斯為此拍部紀錄片，他卻交出了這部聲情並茂的劇情片。
想當年雷奈（Alain Resnais）的《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 1959）
也有類似曲折。
事實上從影片成品也看得出紀錄元素並未荒廢：無論是片中被留置公寓的黑白底片，
或是圍繞在男主角身邊一群孩子拿著當時新型輕便的攝影機東拍西拍，可都是紀實的產物。
溫德斯甚至拿它們來辯證創作工具的變化：
從黑白無聲到彩色有聲，從膠片到數位，甚至從專業到人人皆可拍。
而在片中搞失蹤的導演大嘆電影竟淪為只會「賣」東西的工具，
時至今日恐怕也只有變本加厲吧！
然而影壇巨擘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 - 1993）
於 1993 年 10 月 31 日過世，對溫德斯而言應是很大的衝擊。
所以他在片頭成堆的報紙、信件中，刻意凸顯費里尼去世的報導，
你不太可能漏看的那個新聞標題「再見了，費里尼」（Ciao Federico），
於影片結束前也悄悄自動浮上主角房間的牆面，多情地再度告別大師。
我看網路有資料說片中那個失蹤導演 Friedrich Monroe 的名字念法
接近費里尼的 Federico，是為了致敬，這我倒有點保留。
因為這號角色早在1982年就已經出現在溫德斯的另一部片
《事物的狀態》（The State of Things, 1982），
而且皆由比利時演員派翠克波查（Patrick Bauchau）扮演，
除非當時溫德斯就已在向費里尼擠眉弄眼！
《事物的狀態》也是部跟電影有關的電影，描述一個劇組在葡萄牙拍片，
卻因為資金和底片用罄而停擺，導演迫於無奈，只好去找失聯的製片。
從《事物的狀態》到《里斯本的故事》，我就當這個溫德斯創造出來的導演角色，
定居在葡萄牙了。只不過當年是他要找人，到了這裡卻成為被追尋的對象。
也有人說《里斯本的故事》是在跟溫德斯自己的「公路三部曲」對話。
這多半是因為男主角皆為魯迪格佛格勒（Rudiger Vogler）的關係。
所謂「公路三部曲」指的是溫德斯在 1970 年代拍的
《愛麗絲漫遊城市》（Alice in the Cities, 1974）、
《歧路》（The Wrong Move, 1975）、
《公路之王》（Kings of the Road, 1976），三片男主角都是佛格勒，
而且他在《里斯本的故事》演的主人公名叫 Philip Winter，
和《愛麗絲漫遊城市》一模一樣，但他在《愛》的身分無關電影，而是名作家。
《公路之王》的男主角也姓 Winter，但全名則是 Bruno Winter，
是個沿路幫戲院修理放映機的技師。
但佛格勒在《歧路》飾演的角色卻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Wilhelm Meister，
這是因為本片鬆散改編自歌德小說《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也就援用原著角色名字。
說《里斯本的故事》在跟「公路三部曲」致意，好像有點牽強。
如果真的那麼執著於姓名，其實佛格勒以非主角身分出現在溫德斯其他電影像
《咫尺天涯》（Faraway, So Close!, 1993）、
《直到世界末日》（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1991），
反而都叫 Philip Winter，卻又沒人提到了。
以錄音師為主角，溫德斯自然不能荒廢聲音的趣味。
他把葡萄牙文豪佩索亞（Fernando Pessoa, 1888 - 1935）的詩文化為聲音，
也請出葡國電影巨擘奧里維拉（Manoel de Oliveira, 1908 - 2015）出場現「聲」說法。
他讓男主角帶領觀眾遊覽里斯本採集各區截然不同的聲音，
也在跟孩子們玩的時候示範什麼是「擬音」（foley）。
更令人驚豔的是輕巧地把「聖母合唱團」（Madredeus）擺進這個故事裡，
尤其女主唱泰瑞莎薩古耶蘿（Teresa Salgueiro）空靈純淨的歌喉沁人心脾，
和男主角的對手戲也煞有韻味。泰瑞莎和聖母合唱團從 1987 年起合作了 20 年，
2007 年後單飛，台灣不僅發行過她的專輯，據說幾年前還來台灣參加過音樂節。
有些因緣很奇妙，就像你知道佩索亞的名著《惶然錄》
本來是畢贛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路邊野餐》（2015）的原片名嗎？
1993 年底費里尼過世，1994 年里斯本成為文化之都，
1995 年電影也滿一百歲了，溫德斯自然也很清楚。
所以當《里斯本》的錄音師找到對電影幾乎絕望而自我放逐的導演時，他說：
「再度相信你的眼睛吧！電影還是保有一百年前誕生時的魔力，還是能打動人心的。」
然後他們像早年俄國蒙太奇運動健將維爾托夫（Dziga Vertov, 1896 - 1954）
那般扛著手搖攝影機穿梭在大街小巷拍東拍西，重拾活力。
這不只是心靈雞湯，這其實才是另一個考驗的開始。
因為對維爾托夫來講，攝影機必非眼睛的替代而已，
除了記錄現實，還能為我們開啟前所未見的世界。
1995 年，《里斯本的故事》在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放映獲得好評，
同年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 1935 - 2012）的
《尤里西斯生命之旅》（Ulysses’Gaze, 1995）則在主競賽抱走了評審團大獎，
這部作品描述一個希臘裔美國導演在戰火中穿越巴爾幹半島找尋馬納基兄弟
（Manaki brothers）於電影初始時期拍攝的底片，是對自身也是對電影的爬梳朔源，
也是在電影誕生百歲的致敬跟省思。
與最佳影片失之交臂而抱憾的安氏，
三年後終以《永遠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 1998）摘得金棕櫚。
同年，法國新浪潮的祖母導演安妮華達（Agnes Varda, 1928 - 2019）
也拍了《101夜》（101 Nights of Simon Cinema, 1995）具象了個好大喜功的電影先生，
儘管巨星雲集，可惜忠言逆耳加上劇情渙散，落個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收場，
差點斷送了她的電影之路。
但她就像《里斯本的故事》裡的孩子們拿起小 DV 繼續摭拾影像，
沒有了片廠與團隊支撐，科技的進步令她得以展示個人電影的無窮可能，
睿智、幽默與獨到的眼光，從《艾格妮撿風景》（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 2000）
到她 2019 年過世，創作生涯延長了 20 年，儘管這 20 年拍的都是紀錄片，
卻讓更多人愛上她，當時看著她慘遭滑鐵盧的人們哪裡想得到呢？
就像一座城市不只有地景名勝；一部《里斯本的故事》，背後還有好多電影，好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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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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