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漢文通解
龍村倪
〈布施錫蘭山佛寺碑〉1911 年發現，為鄭和下西洋珍貴史料。碑文以中文為主，另
橫書泰米爾文、波斯文。本文勘訂中文碑文，並加以通解，聊供海內外學者參考。
關鍵詞：鄭和下西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
1911 年錫蘭（今名斯里蘭卡）在西海岸大城加勒（Galle）修路時偶然發現一塊中國
石碑，碑文以中文為主，另橫書兩種外國文字。發現時碑面朝下，碑文尚清晰，中文大體
可以直接解讀。因碑文啟首有：「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碑尾紀年為「永樂
柒歲次己丑二月申戍朔日謹施」字樣，學術界始知此碑乃鄭和下西洋時所立，距發現時已
歷500 餘年，實乃鄭和下西洋最珍貴的史證，一時轟動，引起國際重視，形成近代國際注
目鄭和的首次高潮。
1913 年首先有學者對此碑作出說明；1914 年當時「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會長
Ponnambalam Arunachalam 爵士也即時在會中對此碑作了正式學術報告。此消息隔很久後
才傳回中國，經中國學者研究，並名此碑為〈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因碑上刻有三種
不同文字，故國外學者稱其為：“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 of Cheng He, Ceylon＂
。
據碑文所記年月為「永樂柒歲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則此碑乃立於1409 年2 月15
日，乃鄭和（1371-1433）第三次下西洋（1407-1409），駐泊於錫蘭時為禮佛布施所留。
此碑出土時，錫蘭尚為英國殖民地，隨後即由「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連繫英國駐北京
大使館，寄交碑文拓片，請求解讀中文碑文。此一初步釋碑工作由在北京之漢學家
Backhouse 擔綱，在中國學者協助下完成。
首先發現此碑者為當地修路之工程師 Tomalin，他並將此碑送「可倫坡博物館」收藏
。此碑今由斯里蘭卡「可倫坡國家博物館」永久典藏，是鄭和航海留在海外最珍貴文物中
的無價之寶，也是該館唯一的一塊中國碑。
近年國際上對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進行實物詳細考究，並發表論著者，就筆者
所見，最重要者有兩種：
一、大隅晶子（日文）“ュロソボ國立博物館所藏の鄭和碑文にフいて＂。［6］
二、Era Negas（英文）“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Trilingual Sla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11﹞
大隅晶子論文對「鄭和碑」之出土、收藏、型制、石材、紋飾及漢文碑文等均有詳細
考究，除列有漢文碑文全文之比勘外（略有誤），還有根據漢文轉譯之英、日文本。
對另外兩種文字（泰米爾文及古波斯文）能認出者，也都附有日、英文之轉譯。由於
古波斯文漫漶殘缺嚴重，能解讀之文字不多。
據拓所示，三種文字以漢文為主（直書），另二種文字橫書於側，「布施」品（奉納
供物）基本相同，繁簡則有出入。大隅對供施品，分別作出了較詳明的解說，是一個重要
貢獻，為日文鄭和碑研究重要參考。
Era Negas 之論文對「鄭和碑」做了更進一步的歷史考證，並比對了相關鄭和下西洋
（1405-1433）時代的多種刻石，並附有中文原文、中文「漢語拼音」對照表及中文參考書
目，十分可貴，為英文研究「布施碑」之最新成果。
最早公佈之全碑拓本，為 1917 年之Perera［1］；最早讀解碑文之中文文本者為
Edmond Backhouse（1913，北京英國大使館翻譯，並在北大任教）﹝2﹞；Backhouse因受
到中國學者之大力協助，故能完成初步破釋。我國學者則以向達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抄回碑
文拓片，進行研究為最早（1959）﹝5﹞；日本山本達郎（1934，Yamamoto）﹝3﹞亦拓有
碑文；西方學者進行研究者有多人，以法國大漢學家沙畹（1915，Charannes）﹝9﹞及伯
希和（1933，Pelliot）﹝4﹞最早，最出名。
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碑文中文部份，經筆者綜合勘訂全文如次。原碑直行陰刻
，現改為橫列，並加標點，以利閱讀。筆者無緣見碑，謹依大隅及Negas 等之勘校，加上
個人之通解比對，訂定刻石中文為：
大明
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于佛世尊 曰：仰惟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
法濟群倫，歷劫河沙，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信言
梵剎，靈應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
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旛、香爐、花瓶、表裏、燈燭等
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 世尊鑒之。
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等寺供養：金壹阡錢、銀伍阡錢、各色紵絲伍十疋，各色絹伍拾
疋，織金紵絲寶旛肆對，納：紅貳對、黃壹對、青壹對。古銅香爐伍個戧金座全，古
銅花瓶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燭臺伍對戧金座全，黃銅燈盞伍個戧金座全。硃紅漆戧金
香盒伍個、金蓮花陸對、香油貳阡伍佰觔、蠟燭壹拾對、檀香壹拾炷。
峕永樂柒歲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謹施。
此碑湮沒數百年，可幸大體保存完好，是鄭和下西洋壯舉中最真實的歷史見證。全碑
高144 厘米、寬77 厘米、厚12 厘米，為輝綠岩岩質，石質略顯灰綠色。碑首雕有五爪雙
龍，碑沿則為「唐草文」邊飾。下刻三種文字，中文居右，楷書陰刻11 行，計265字；泰
米爾文居左上，計23 行；波斯文位左下，計22 行﹝11﹞。碑文以中文為主，直書，兩種
外文則由右向左橫書。此碑不大，高不及一人，在中國石碑中算是中型，但十分精緻，文
彩煥然。碑體及紋飾皆明代風格，雖經歷了600 年，仍引領觀者注目！但碑座已佚而不存
。
此碑的三種文字，分別代表15世紀初錫蘭做為印度洋中一個國際大商港的文化背景。
中文是碑主鄭和的母國文字；泰米爾文是當時錫蘭的通用文字；而波斯文則是當時海商貿
易所使用的國際語文，目前除中文已解讀外，泰米爾文也已譯出﹝12﹞，對古波斯文譯解
，則因碑刻漫漶，仍有相當難度。根據中文文本，已有英文轉譯本﹝7﹞及日文譯本﹝6﹞
。
〈布施錫蘭山佛寺碑〉雖用三種不同文字，但布施禮品名單相同，「奉禮」對象則各
不相同。當時錫蘭有三種不同宗教信仰，都有其特別意義。一種是佛教、一種是印度教、
一種是伊斯蘭教，所以鄭和在中文碑文中所貢奉的是「佛世尊」（釋加牟尼）；在泰米爾
文中所貢奉的則為印度教的「神」（濕婆）；而波斯文中則獻給「伊斯蘭教之光」，也就
是真主阿拉。這種審慎的安排，確實具有面面俱到的智慧，這可能也是鄭和七下西洋都能
順利成功的一個原因。
鄭和出生於雲南昆陽（今晉寧）的伊斯蘭家庭，原姓馬，後因「軍功」賜姓「鄭」，
父親馬哈只到過麥加朝聖。鄭和出生時即授予經名「三保」（Abdul Sabbur 之音譯，乃
「真主之僕」之意），此即後世尊稱鄭和為「三保太監」的原由。後來將「保」改書為
「寶」，形成了很大解釋上的混淆，其實「三保」就是鄭和（原姓馬）的經名（小名），
乃由「阿訇」授予，此為伊斯蘭信仰習俗，可以確定。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實即印度洋），在抵達錫蘭前，曾經統一的島國已經分裂成三個
敵對政府，以錫蘭人為主的政權掌握島嶼的中部，主要信奉佛教；來自印度南部的泰米爾
人，信奉印度教，居於北部；而南部則多是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三者常處於交戰狀態，
鄭和的到達實處於危險情況，並發生了戰鬥，因戰勝才能繼續前行。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於永樂六年（1408）9 月28 日奉詔，於永樂七年（1409）12 月由
閩江口五虎門開洋，於永樂九年（1411）6 月16 日返回，乃第三次穿麻六甲海峽到錫蘭，
並第一次越印度洋到波斯灣的忽魯謨斯。
鄭和在15 世紀初葉的28 年間（1405-1433），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國「封山勒銘」、
「布施立碑」多有，即使是「御碑銅鐘」、「碑亭鐘亭」也建了不少，但到了600 年後的
今日，能倖存者實在絕無僅有。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以鄭和伊斯蘭信徒的身份，禮「
佛」尊「神」，恰代表了當時東方三大宗教亙敬的胸懷。此碑能歷劫不毀，也算得是「佛
世尊」的天意，也可視之為「宗教互敬」先賢賞賜後人的歷史恩典。除「布施碑」外，在
蘇門答臘最北端之亞齊另存有「鄭和銅鐘」一口，此鐘與福建南平「鄭和鐘」型制相同，
應屬同時期鑄造，略晚於鄭和七航，由中國帶往當時麻六甲海峽西口要衝亞齊者，此鐘現
存「亞齊博物館」花園中，建有鐘亭保護，也是無上珍品。
就碑論碑，因漢、滿、蒙、回、藏等均是我國文字，所以我國歷代碑刻中另有兩種外
文者，實不多有，可以說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是中國碑刻中的一大異數！鄭和〈布
施碑〉不僅是鄭和航海歷史的見證，它也「見證」了15 世紀初年中國與南亞國家間的海
商貿易、宗教交流與歷史友誼。
此碑使用華南常用的硬質火成岩閃長岩，主要組成礦物為角閃石和長石，無石英，呈
灰綠色，耐風化力強，不易磨蝕，故能保存600 年而無大傷。依碑記時間為永樂七年（己
丑）二月，顯然是在南京奉詔之後刻就，隨「寶船」前往錫蘭，並於布施後留於當地。
作者因無泰米爾文和波斯文知識，完全無由置喙，對整體碑額、碑文和邊飾也只看過
複製照片，難以作進一步推敲，但對漢文碑文之通解，筆者自認雖不敢說完滿，但出現錯
失之機率想已極小，但仍請海內外學者多多指教，使此歷史名碑能正確解讀流傳，有功於
後世！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Perera “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 Spaliza Zeilanica, 8:30（1913）
,122-27。
［2］ Anonymous “A Chinese Inscription from Ceylon＂, J.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 “, 45（1914）,171-172。
［3］ 山本達郎（Yamamoto, 王古魯譯）“鄭和西征考＂，文哲季刊，4 卷2 期
（1935）,398-399。
［4］ Pellio（t 伯希和），Tung Pao《通報》，30（1933）,Paris, 237-452。原文法
文“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e＇butdu 15e Siecle＂。中譯本：馮
承鈞《鄭和下西洋考》，商務，上海，1934。
［5］ 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中華，北京，1961。附錄二－（二）「鄭和在錫蘭所立
碑」，50。
［6］ 大隅晶子“ュロソぼ國立博物館所藏「鄭和碑文」にフいて“，東京國立博物館
研究誌，No.551，平成9 年12 月（1997），53-72。
［7］ Joseph Needham “China, Europe and the Seas Between＂，in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Cambridge，1970，40-70。《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V:3，1971，Cambridge，522-3。
［8］ 鄭鶴聲編《鄭和遺事彙編》（1944 重慶初版），台灣中華書局，台北，1970（台
一版），89-90。
［9］ Chavannes（沙畹，法），J, Asia（《亞洲學報》），1915，第一冊，380。
［10］ 孫毅夫編著，攝影《從威尼斯到大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
），中國畫報出版社，北京，1992。108-9（錫蘭山佈施碑彩圖兩幅，不清晰）。
［11］ Era Negas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Trilingual Sla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Ancient Ruhuna：Sri Lankan-German Archaedogical Proj,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Eds. H.-J. Weisshaar, H.Roth and W.Wijeya Pala, V.I
(2001) , Mainzam Rhein：von Zabern, 437-68。
［12］ Paranauitana “The Tamil Inscription on the Galle Trilingual Slab＂,
Epigaraphia Zeylancia, V.Ⅲ, 1933。
註：8 行3,7 兩字－「阡」即仟、千；10 行18 字同。8 行倒數10 字－「納」即內。11
行首字－「峕」即時。
http://mnie.sg1007.myweb.hinet.net/10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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